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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編委束沐（中評社 盧哲攝） |
中評社香港4月24日電（中評社報導組）中評智庫基金會研究員、中評社編委束沐日前在主題為“習近平‘習馬會’重要涉台論述解讀”的思想者論壇上表示，北京“習馬會”最重大的理論意義在於：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豐富兩岸關係與國家統一理論，回答了長期以來困擾兩岸關係發展和對台工作的一些理論困惑和認識問題，不僅從中華文明五千年積累的歷史規律和歷史智慧中尋求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向和方案，也從真正意義上將對台工作論述完全納入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思想理論體系之中。
“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理順了解決台灣問題的“史觀問題”
束沐認為，長期以來，兩岸關係形成了三種史觀，進而形成三套話語體系、政治論述、政策實踐：
第一，內戰史觀。以國共關係為重心和主軸；訴諸對象是1949年之後隨國民黨遷台的群體，重點是解決內戰遺留問題、結束敵對狀態，給國民黨統治集團合情合理的政治安排，重點做國民黨上層工作。
第二，反帝史觀。以反對外部勢力侵佔、殖民統治與控制台灣為主軸；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起，“台獨”勢力先後在日本、美國帝國主義庇護和豢養之下醞釀、孕育、產生和發展；政策措施體現為反分裂、反干涉鬥爭。
第三，文化史觀。以兩岸共同傳承中華文化為主軸；訴諸對象是全體台灣民眾，尤其是閩南、客家文化浸潤下的“本省人”群體；具體政策體現為兩岸民間、文化、教育領域交流合作。
他認為，兩岸恢復交流互動30多年來，上述三套史觀及衍生的論述、政策基本上屬於三者並行、強弱有序的關係，但常常遇到“講不通、理不順、說不清”的問題。而北京“習馬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四點意見，從“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的高度，並基於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實踐經驗，建構了“融合史觀”，這一史觀對上述三個史觀具有統御、貫通、整合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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