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7月29日電／日經新聞華盛頓支局局長河浪武史撰文稱，美國特朗普政府預定於8月1日提高向進口商品徵收的對等關稅。美國的平均關稅稅率將提高至20%，成為全球少有的高關稅國家。二戰後持續80年的自由貿易體系為何會崩塌？罪魁禍首是誰？如何才能維持自由市場？文章內容如下：
8月，美國的平均實施關稅稅率將提高至20.2%（美國耶魯大學估算數據）。特朗普政府上台前，這一稅率為2%區間。在世界銀行有數據記錄的144個國家和地區中，關稅超過20%的衹有英屬百慕大群島和索羅門群島。
自《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生效以來，已過去近80年，自由貿易體系正在倒退。這並非因為特朗普總統個人的一意孤行。70%的共和黨支援者贊成提高關稅。美國的源於三個原因：（1）中國憑藉國家資本主義崛起；（2）美國國內產業空洞化催生民粹主義；（3）全球經濟自由化陷入停滯。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經濟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5倍，在軍事上也被不少國家認為構成威脅。
美國當初支援中國加入WTO，最終卻遭遇了失敗。21世紀全球經濟不斷推進知識產業化，但WTO規則主要針對貨物貿易，無法應對智慧財產權侵權問題。據估算，侵犯智慧財產權給美國經濟造成的年度損失達到2250億至6000億美元。WTO也不能應對中國的補貼政策。
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有些畸形。中國在製造業領域甩開美國，但消費卻不到美國的一半。這是最終消費市場極度依賴美國的出口型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經常項目收支失衡。
美國的產業空洞化導致了“特朗普現象”的出現。經濟差距擴大，低收入群體（後20%）的收入自雷曼危機前的2007年以來一直處於停滯狀態，而前20%群體的收入則增長至原來的1.6倍。製造業的就業機會並未轉移至金融和高科技等高薪產業。
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停滯也讓美國感到憤怒。在GATT談判中，“甘迺迪回合”談判（1964～1967年）有約60個國家參與。將工業產品的關稅降低了近40%。約120個國家參與的“烏拉圭回合”（1986～1994年）談判同樣將已開發國家的工業產品關稅削減了40%。
然而，2001在WTO框架下啟動的“杜哈回合”談判卻陷入僵局。原因是涉及農畜產品問題。日本和歐洲的國內農戶直接與政治掛鉤，不願意開放市場。新興國家也反對，拒絕降低本國關稅。
國際收支出現扭曲。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高達9000億美元。而中國、德國、日本則一直保持順差，享受著以美國為最終消費市場的自由貿易紅利。
1948年GATT生效時，美國將關稅稅率降至5%區間。目的是通過開放本國市場來促進日歐出口。很快就陷入貿易逆差狀態的美國於1985年要求日本和歐洲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無法從依賴外需中擺脫出來的日本和德國，對美國的轉變難辭其咎。
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導致鉅額對外債務，並危及美元信用。2008年發生雷曼危機的原因就是國際收支失衡。需要通過國際合作來糾正這種失衡，而不是背離美國。
為此，必須推進人民幣匯率等國際貨幣體系的自由化。日本、中國和歐洲都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擴大內需。還有很多改革需要推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