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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光斌（中評社圖片） |
中評社北京9月5日電（記者 海涵）9月4日，由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和區域研究院主辦的“縱橫世界”系列講座第一季第四場邀請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楊光斌就“國家治理能力與國家興衰”分享看法。楊光斌在互動環節就中美關係議題回答中評社記者提問時指出，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就是文明的衝突，美國人將中美矛盾定位為刺激性對抗，是具有客觀性的。
楊光斌指出，從文明史的角度看，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就是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於1995年在《文明的衝突》序言中這樣說：“如果中國政治穩定保持20年，如果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保持20年，那個時候的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挑戰是肯定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也曾說，中國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國際秩序參與者，她的到來會改變世界秩序，會使得世界秩序重新平衡。
楊光斌分析，由於西方主導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以及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到新世紀，“自由帝國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現在，世界政治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即財富權力的大轉移。1840年，歐洲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工業製造品各占50%；到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製造品是90%，非西方國家占10%。但到了2010年，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成為可能，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非西方國家製造品占40%，西方國家占60%。有機構預測，到2050年情況可能顛倒過來，非西方國家占60%，西方國家占40%。這是一個有利於非西方國家的財富權力大轉移。
他表示，財富權力有許多政治意義，財富權力轉移引發了西方國內的矛盾。西方在發展過程中，通常通過“一進一出”來化解國內階級矛盾。“進”是戰略掠奪，比如日本明治政府通過簽訂《馬關條約》對中國進行掠奪，這使得日本在十年後，即1905年，便有底氣和俄國一決雌雄。“出”是移民，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國外，比如1900年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間，數百萬意大利人口移民海外。
但是，楊光斌分析，西方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既“出”不去，也“進”不來，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難民湧向歐洲，中南美洲人口向美國轉移。另外，非西方國家搶占了工業品市場這一財富轉移的最重要結果是引起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今天看到歐洲多國的政治亂象，美國政治的極化和兩黨之間的不妥協，實際上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這些情況完全改變了西方國家在過去工業文明成長的時候解決問題的方式。世界財富權力結構是對抗性的，隨著世界財富的轉移，西方國家的國內矛盾會越來越尖銳。
楊光斌說，如亨廷頓所言，對於西方而言，伊斯蘭文明並不可怕，因為沒有來自中心國家的挑戰。但是當中國代表的儒家文明發展起來的時候，其規模將是支配性和壓倒性的。所以，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將中美矛盾定位為刺激性對抗，是具有客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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