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同樣重要的，是台灣的後殖民文化。殖民地文化的困境在於自卑，悲情，經常自己無法以某種純潔文化或文明典範的姿態面對世人，處處敏感地查看是否旁人對自己有所歧視，因此產生強大的心裡壓力，想要臨摹主要文明模範的言行舉止，躋身高尚之林。內在空洞的恐懼感，迫使當事人外在言行充滿表演作用，企圖透過聽眾的反應，確認自己，因此就產生了表演過度的內在趨策力。這一點特色，只有經歷過殖民經驗的社會方能體會。
更關鍵的，是台灣面對中國大陸獨特位置，雖然中國文化是自己的文化主體，但因為在台灣受到殖民改造的歷史階段中，中國正受到帝國主義壓制百餘年，所以到了戰後，中國便象徵著台灣已經拋棄的落後的歷史階段。然而，中國卻在近年急起直追，甚至並挾其龐大人才物力，傲視多數世界其他地區，反而凸顯台灣依附於殖民母國或帝國的卑微，益加造成台灣人心浮動。如今，不肯承認中國崛起者有之，一面倒向中國者有之，但更常見的，是在公開場合詆毀排斥中國，私下仍運用或親近各種中國社會關係。
儘管在舞台上的時候看似趕盡殺絕，毫不留情，但下了舞台以後，空洞的內在卻又培養了無限的同情心，特別容易觸景生情。正因為知道自己上台以後在表演，台下的自己對存在本身就產生某種懺悔與罪惡，進而特別需要透過關懷來進行心理彌補，於焉造就了公狠私柔的台灣政治文化。他們不都可怕，但都偽裝成可怕的模樣。
（（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