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潮反映的不只是因為中國崛起造成的威脅感，因為中國崛起的概念在九零年代並不時興。所以，如果中國威脅論成為肉體感覺之前，右翼就已經難耐，那麼，這種激進的民族主義的呼喚所投射的，更大程度是日本保守勢力對日本民族精神渙散的危機感。這樣的危機感恐怕是大大超過了中國威脅論製造的自衛意識，至於更晚近的中國崛起的印象，充其量是在事後有助於右翼博取大眾的注意而已。
既然日本激進保守勢力主要動力生成於日本內部的危機意識，且對中國崛起的反應只是次要，則中國對釣島情況的因應無論是強或弱，不一定能壓制或舒緩日本右翼的危機感。重點反而在於如何看待多數受到全球化與東亞流行文化影響的年輕一代，他們與日本政客起碼有一點是一樣的──對政治正確的民族主義都沒有抵抗力，在懵懵懂懂的道聽塗說之下，順應著而對中國產生牴觸情緒。
可是對流行文化下成長的一代人而言，在他們的生活中，不存在自發的反中、反華情緒。因此，他們的向右跨，未必是帶有方向的。亦即不是在向保守主義軍國思想或民族主義方向投誠，也不是在把目的地調整到中國的反面，而更是跟著氣氛向右跨。與其說他們是向右跨，不如說是鐘擺正好擺到了右邊。帶動他們的，不能說是日本的激進民族主義，只能說是透過日本激進民族主義者的危機感所強加於人的政治正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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