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郝既無軍人幹政事蹟，其主張“內閣”制而反對直選也無不當，抗議者及其網民擁躉似又未必認為證據重要。彼等所傳承的儼然是儒家文化的群體意識，因而難以容忍群的分裂。他們便傾向將不同於李登輝的立場想像成敵我對立。這不是台大學生所獨有，而是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古往今來無不如此。問題因而是，儒家文化下的自由民主，是否特別會把差異升高到敵我對立？這是文化的問題。
然而，即使與郝不同立場的政治宿敵，也未必會受到文化本能的驅策而前往抗議，反對郝有發言資格的反而是不識郝柏村其人，不知郝柏村其事的後代，他們根據立場差別推斷郝的為人處世，逕行將之歸類為鎮壓民主的元兇。如此依賴邏輯對郝進行抽象問罪，甚至發表無厘頭的仇恨言論，便非出自歷史。問題因而是，出於想像的敵我對立是文化的需要還是年輕人的習性？這是社會心理的問題。
這些問題，即使同一個人在不同時空的解答，也會不同。值得追蹤的是，如何在年輕人的理想世界中，利用其間只能仰賴抽象邏輯論斷是非的有限條件，藉以動員他們在群體意識制約下對不同立場的排斥情感，從而將問題想像成敵我對立，促成一股超越法治程序的衝動，擺脫保障個人自由的價值，儼然成為社會正義的代表，還陷入自己或同儕正在遭到壓制的義憤？厥為台灣問題，也是中國問題。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