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甚至是，勇於內鬥而借用的自由民主思想，是殖民母國與世界帝國所灌輸的，而不是內化在民主派心中的信仰價值。隱藏在深層的民主化動力，主要是出自對中國人貶抑的後殖民心態。多虧是中國人重新統治了香港，和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完成了台灣化，解殖後，才剷除了民主派面對西方時的自我矮化，讓民主化成為他們心理上的可能方案。
所以，值得民主派慶幸的是，這些論述的源頭，是在文化上已經證明他們自己具有先進性的殖民母國，或價值上領導著西方的美國。英、美兩國是香港民主化的主要外援，而美、日兩國更分別是台灣民主化在論述與情感上的支持者。沒有受到英、美、日的支援的話，民主自由的口號不會在港、台構成政治動員的有效基礎。過去的殖民經驗與解殖後的繼續依附，是港、台民主化不可或缺的另一條件。
港、台民主化的封建性，就在於其間內鬥內行的封建文化遺傳；而其殖民性則在於，民主化是由殖民母國或文化霸權國家所支援。歷史經驗中的民主化往往是反封建或反殖民的，而的確在港、台民主化進程中，總把中國當成如同外來的殖民者或封建勢力，所以民主化仍得以號稱反封建與反外來統治。
如此的封建文化與外來的殖民母國文化，幾乎就是港、台民主化的所有核心。民主派對中共的抵抗，顯示民主化的看似優越，但其實，民主化與封建性及殖民性不僅沒有衝突，甚至互為奧援。任何以民主化為港、台必由之路的信仰學說，必須同時對港、台的中國封建文化與殖民經驗加以呵護，並心存感激。
（中評社特約作者石之瑜，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