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台北1月31日電（作者 張亞中）如果中國國民黨還相信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就應更確定，本黨應是所有黨員的黨，不是哪一種“階級”或“權貴”的黨。黨主席的選舉不可以特定的資格為條件來“綁標”。只要得到黨員認可，任何黨員應均有權利為黨服務。
我在黨內的確不是“權貴”，也沒有中央委員等“階級”的資格，只是一般黨員，但我想問國民黨，我是否有參選真正需要的“熱誠、知識、能力”的資格？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忠黨愛國”的家庭。我的父兄一生為“國家”出生入死，我讀的是空軍子弟小學，從小被教育成要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
1979年“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我當時單純地認為，更愛國就要為國家在外交上打前鋒。我辭去了在核能電廠的高薪工程師工作，轉進“外交部”。
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我曾派駐在維也納、漢堡，最後奉命去拉脫維亞開設總領事館。在拉脫維亞，我日以繼夜工作，成功地豎起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中共只好暫時放棄在拉脫維亞設置大使館的打算。
1992年兩岸關係待突破，我又覺得，兩岸比外交更重要。對民族的情懷及“愛國心”趨使我從“外交部”轉赴陸委會。在陸委會期間，我參與了所有重要的兩岸事務，也是幾份重要文獻的擬稿者。
1995年，我覺得李登輝的“國家定位”論述、兩岸政策已經出問題了。我不想成為“共業者”，決定離開已經擔任簡任11職等的公務員，放棄了所有可能的退休金，到學術界用我的思想來為“國家”民族做點事。當年，星雲大師囑我去為南華大學建校，我在那裡為台灣的佛教界、教育界奉獻了八年，我也利用這段時間完成了我的理念論述。
2003年我轉任台灣大學。台灣大學對我而言，不是安逸的象牙塔，而是可以為“國家”、兩岸做些事的根據地。有了這個公立的教職，我更可無後顧之憂地投入社會工作。自此，我不只是個單純的論道學者，而是個全心為“國家”前途奉獻的社會參與者。
我與好友成立“民主行動聯盟”，在“民國”92年到97年（2003年到2008年）間，我領導反對“草率的6108億軍購”運動。為了反對打壓小黨的胡亂“修憲”，籌組“反“修憲”聯盟”，繳了報名費新台幣1500萬元，以“張亞中等150人聯盟”名義參與任務型“國代”選舉。2006年我帶頭啟動“反貪腐倒扁”運動，為此在整個倒扁運動中，僅有我一人以違反“集會遊行法”被判刑，後獲緩刑。這短短的四年期間從事社會運動，我用我自己以及募來的錢，大約二千萬，事後看來，成果極為有限，但我問心無愧。
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後，我認為這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黃金時期，我與朋友成立“兩岸統合學會”，我們嘗試向馬英九及大陸高層建議，兩岸應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國際上共同參與。為此，我帶著“兩岸和合”論述，在兩岸間舉辦過至少十多場中大型重要的會談，參與者包括兩岸重要學術界人員、退休大使、退休將領等。雖然沒有成功，但是已使得兩岸相關人員充分了解我的“兩岸和合”論述，及肯定我們的情懷與理念。為何想辦這些會？只有一個原因：希望兩岸不要戰爭，雙方政府能夠相互尊重與包容。辦這麼多會議，五、六百萬元是跑不掉的，我都是自己出錢，沒有向兩岸政府申請一毛錢。
在國民黨及馬英九執政八年期間，我認為挽救被民進黨扭曲的文化史觀比什都重要，因此我幾乎散盡了所有的家財以及在好朋友的幫助下，拍攝《百年中國、迷悟之間》六集紀錄片（youtube可下載），用了約二千萬元；成立出版社，編寫出版教科書，用了約三千萬元。但是不論再怎麼努力，由於國民黨及馬英九自己沒有意願及能力撥亂反正，我的努力更顯得只是鏡花水月，但這些挫折並沒有消磨我對“國家”與民族的關懷。
為了推動“兩岸和合”理念，我與好友們協助志同道合的洪秀柱女士參選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初選。在柱柱姊贏得初選後，當時的黨中央污名化柱柱姊及我的兩岸主張，當時的黨主席甚而告訴柱柱姊，“張亞中不可以出現在黨中央的辦公室”。後來以兩岸路線為由，強制換柱，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柱柱姊當選黨主席後，孫文學校在中常會的同意下成立。孫文學校決策委員會推選我為校長。我積極任事，希望將孫文學校打造成國民黨內最具有理念與論述的基地，目前已在台灣內部設立20個以上分院，海外近十個分院。後來吳敦義擔任主席，想要廢掉孫文學校，我只好將孫文學校登記為民間團體。延續從一開始的作法，經費完全自籌。期間，為了促使兩岸關係和緩發展，我也協助促成了柱柱姊與大陸習近平先生的見面。
2016年蔡英文執政以後，在捍衛理念上，我與孫文學校的朋友從來沒有缺席過。我們在歷史、文化教科書上總是站在捍衛價值的第一線，在軍公教退休金被刪減一事上，我們與藍天行動聯盟、八百壯士及一些藍營的團體們一起努力。四年來，我們舉辦各種座談會、街頭運動，從來沒有退縮過。
這兩年來，我又自己編寫及自費出版了“中華文史哲叢書”，包括孫中山思想、中華文化、“本國史”、文言文、台灣史、二二八事件等專書。在自己出資及募款下，以孫文學校名義捐贈台灣所有中學、公立圖書館總共二千套，約五百萬元。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不能捍衛本國史及中華文化，如果不能堅持孫中山的理念，如果不能深入認識台灣史及二二八，國民黨如何與民進黨區隔？如果不能做到這點，國民黨還有甚麼在台灣存在的價值？國民黨拿甚麼與大陸競爭與合作？
郭台銘先生借款給國民黨，為國民黨做出了貢獻，國民黨因而修改規則讓郭台銘參與“總統”初選。或許是因為如此，我也順便取得了參選的資格。我當然也知道，要贏得初選幾乎不可能。之所以要參選，就是希望喚醒國民黨，國民黨錯在哪裡？必須要深刻反省、檢討、重造，否則沒有未來。國民黨必須要證明自己有存在的意義，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事實不幸證明，本黨大敗。
我做過工程師，在外交及兩岸的第一線擔任過高階文官，在台灣大學任教，寫了三十多本書，致力於推動中華文史教育及孫文思想，有完整的兩岸及“治國”理念。我主導或參與過自2004年起台灣重大的藍營社會運動，也有幸參加過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初選。國民黨人才濟濟，我絕對不是最突出的，但是容我說一句問心無愧的話，我雖然沒有像郭台銘先生一樣借過大錢給本黨，也未曾對本黨高層人士捐過巨款，但為了“國家”、人民、本黨，我幾乎是傾家蕩產地付出；我十多年來在思想上、街頭上的努力付出與奉獻，應該也不會比中央委員或中評委來的少吧？想請問黨中央及所有黨員同志，我是否應該有參選黨主席補選的資格呢？
其實不只是我，有太多本黨優秀的同志在默默為“國家”、人民、本黨做出貢獻。如果他們願意站出來為本黨奉獻，本黨又何忍拒絕他們？說的更坦白些，本黨中央有什麼樣的道德性與正當性來拒絕黨員參選？本黨或許會說，“抱歉，這是規定”。如果這個規定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民主開放精神，本黨不能立刻亡羊補牢、從善如流嗎？國民黨主席與中常委的被選舉權早就該開放給所有黨員，在選舉大敗後，這件簡單而應該的事都做不到，國民黨還奢言甚麼選後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