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確是一件讓人難過的事，但是我們客觀地檢視二二八事件前長官公署簡派的那些外省，或親外省人的大官有沒有做出“官逼民反”的事情呢？答案當然是沒有。當年隨陳儀來的官員不少是當年中國的菁英份子，如嚴家淦、任顯群、孫運璿等，當時台灣省從“日據”變成“中治”，當然有過渡期、磨合期產生的問題，而這些基層官員在觀念上、辦事方法，原則上可能與日本人不同，效率可能比日本人差，所以台灣人看不起他們，也不怕他們，但是當時整個制度不是一個欺壓台灣人的制度，台灣民眾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當時來台灣的外省官員當中，也一定有敗類，但不足以形成“逼”到必須要“反”的地步。
我們從事件中有不少台灣人協助外省人避難，也可以看出，當然絕大多數台灣人對外省人並沒有仇恨，而視其為“一國人”。如果將這些外省官員與日據初期的後藤新平對台灣人民的大屠殺、對台灣資源的毫不保留的汲取；如果當時的警民衝突發生在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總督府會如此處理？日本的警察當時會如何反應？在暴動後，日本總督府可能會與民間共同成立“處理委員會”嗎？相信讀者均心知肚明。
台灣經過戰爭，尤其是美軍大轟炸的破壞，戰後又逢日、中政權交替，中國大陸經濟瀕臨崩潰之際，台灣經濟情況不好是事實，軍人軍紀、服裝儀容、長官公署行政效率不盡理想也是事實，但是這些問題的嚴重性，都沒有到“官逼民反”的地步。資料證據顯示，這些問題都沒有“逼”到老百姓願意冒著“殺頭”的危險，跟政府拼命的地步。此外日本總督府跟行政長官公署最大的不同是，行政長官公署把台灣人當成“國民”、“公民”看待，但是日本人在五十年殖民期間，只是將台灣人視為次等的“屬民”。
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偶發的事件，最後引起台灣全面動亂，動亂之初長官公署未嘗沒有誠意和平解決，以下事實可以證明：
第一、長官公署二月二十八日下令戒嚴，並宣佈依法嚴辦肇事之專賣局人員，當日即收押傅學通等六人，並允諾秩序恢復後即解除戒嚴。
第二、三月一日民眾代表黃朝琴、周廷壽、王添灯、林忠等謁見陳長官請求：立即解除戒嚴令、被捕之民眾應即開釋、命令不准軍警開槍、官民共同組織處理委員會、請求長官對民眾廣播。陳長官全部允予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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