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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任何事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需要從該時代共識的準則（指導方針）來進行。 |
中評社╱題：拜讀“傅瑩對話基辛格”後之心得與感言 作者：熊玠（美國），美國紐約大學終身教授、著名國際法學者
關於中美之間是否會有戰爭爆發的可能，傅瑩與基辛格都認為不太可能。傅瑩的理由是經濟全球化。基辛格雖然認為目前世界大國之間相互作戰的可能性不大，但擔憂風險猶存。關於此問題，我覺得有兩個在理論上很重要的觀點，應該明確提出：其一是今日大國間如有戰爭，一定會牽涉到最後動用核武器。國際問題專家在研究“嚇阻”問題上，指出在冷戰期間用核武器嚇阻已有100% 的成功率。而19世紀傳統武器時代，嚇阻衹有38% 的成功率。所以，由於核武器戰爭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後果，故在中美兩國同樣擁有核武器的狀況下，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應該是幾近於零。
有友人傳來一篇命名為《（重磅） 傅瑩對話基辛格：中美最大分歧點究竟是什麼？》的文字記錄，希望我在閱讀後能給他一點心得與感言。傅瑩女士乃中國外交界耆宿，曾任駐法大使，現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她與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也是協助美國對華開放最有力的功臣）的對話，其權威性的分量，是無法用言詞形容的。以下是根據我對這位朋友的回應稍加整理而成的拙文。
一、美國人焦慮感的由來
這次對話（下稱“傅、基對話”）的內容，雖然是以中美關係為主軸，但由此輻射而出的若干點，牽涉到較為更廣闊的範圍。譬如中美在文化上的差異、兩國各自的外交傳統與看法以及全球格局的演變等。
我衹能選擇其中幾點，加以討論。
第一，如果要用極簡單辦法為他們二人對談做個總結的話，那將是傅瑩認為美國人普遍具有“焦慮”感的現象；另外，就是基辛格對中美兩國人因他們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結果是: “中國人尋求別人的尊重，美國人尋求別人的皈依。”由於傅瑩對美國人“焦慮”的觀點，讓我聯想起我曾有一篇文章，論美國人“富不知足，強不能安”①。我花了半篇文章討論的問題，傅瑩言簡意賅的兩個字就表達了。
第二，值得贊賞的是，傅瑩認為美國人在國與國交往上沒有“兄弟”關係的觀念。基辛格也說他從來沒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國與國之間的問題。但至於為何美國人目前有偌大“中國威脅論”的感覺，二人除了均表同感以外，並未詳加解釋。我認為這個重要的問題可以用歷史上國際關係發展過程來解釋。因為自17世紀“韋斯特伐利亞體系”多國制度成立以來，凡是新興崛起的國家，沒有一個不是侵略他國與橫行霸道的暴徒。譬如得工業革命先機的英國，崛起後，建立了一個日不落的大殖民帝國；拿破侖帶領的法國，給歐洲帶來20多年的戰爭；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在19世紀與20世紀都有侵略他國的惡行；俾斯麥以後統一的德國，給世界帶來兩次悲慘至極的世界大戰；史達林以後的蘇聯引發了40多年的冷戰。還須加上二戰後的美國，除了介入韓戰、越戰以外，還對阿富汗（2002）與薩達姆的伊拉克（2003）片面發動戰爭。這些都是令人驚心動魄的案例。但它們均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第一次崛起。
今日中國的興起，則不然。中國曾於西元713至1820一千多年時光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其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全歐洲十幾個國家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大。這是根據英國經濟歷史家Angus Maddison所收集的數據，而且是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人）的數據旁證確實的。而在這一千多年，中國沒有任何侵略他國的記錄。如果有的話，中國的鄰邦（中國在歷史上有十個鄰邦，現在是14個鄰邦）的歷史，不會沒有記載。何況美籍韓裔的 康大衛（David Kang譯成中文）教授，研究中國從14世紀（明朝）至19世紀中葉（約清朝咸豐年間）的對外關係歷史，發覺在這五個世紀裡，中國衹捲入國際戰爭兩次（其中一次，還是日本侵略中國藩屬朝鮮才引起中國參戰）。中國目前興起是第二次；是復興而不同於以上幾個崛起的例子。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即中國在 713-1820年第一次崛起時期，都沒有侵略他國的記錄。那麼，要說它第二次復興後會侵略他國，是難以置信的。所以，我覺得傅瑩與基辛格對話之中，可以將這一點毫無保留地說出來②。
二、中美戰爭的風險與中美關係中的日本因素
第三，關於中美之間是否會有戰爭爆發的可能，傅瑩與基辛格都認為不太可能。傅瑩的理由是經濟全球化。基辛格雖然認為目前世界大國之間相互作戰的可能性不大，但擔憂風險猶存。關於此問題，我覺得有兩個在理論上很重要的觀點，應該明確提出：其一是今日大國間如有戰爭，一定會牽涉到最後動用核武器。國際問題專家在研究“嚇阻”問題上，指出在冷戰期間用核武器嚇阻已有100% 的成功率。而19世紀傳統武器時代，嚇阻衹有38% 的成功率。所以，由於核武器戰爭會導致不堪設想的後果，故在中美兩國同樣擁有核武器的狀況下，會不會發生戰爭的可能性，應該是幾近於零。
另外，傅瑩經濟全球化的論點，可以更深一層利用互相依賴理論加以引申。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認為今日世界的相互依賴已達到“你中有我、而我中也有你”的程度。他形容中美之間的相互依賴的密切情況是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意思是二者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已到一個地步：如果我要傷你，就等於是我的自殺。
第四，“傅、基對話”也涉及中美關係的日本因素。這是由於傅瑩向基辛格提問“您怎麼看中日關係？”而引出的問題。基辛格感覺到這是因為中國擔心日本的威脅以及美日有同盟關係所致。故而他特別說起二十一世紀的國際舞台，將由歐洲轉移至亞太地區，所以他認為有需要建立一個亞洲與太平洋共同體，暗示這樣就可以局限日本的威脅性。在此點上，傅瑩立刻插入，追問季氏所提的亞太共同體，與軍事同盟有何關聯；再者與中國領導人所提締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無交集？基辛格的回答很正面。他說他的亞太共同體正是“美中之間的諒解，也包含所有大國”。這樣，就不致重複一戰前國際“權勢均衡”所造成的不穩定的局面。
關於釣魚島造成中日關係惡劣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正告基辛格，這都是因美國所謂 “歸還沖繩”給日本而引出來的問題。首先，沖繩本是琉球王國，是中國的藩屬，它的國王就職時，還須中國以宗主國身份派員予以監誓、才能完成冊封之禮儀。卻不幸於1879 年被日本吞併，然後改名為沖繩。所以它本來就不是日本擁有的地方。二戰後被美國佔領，就應當讓琉球復國才是。何來對日本“回歸“之有？ 再者，釣魚島（日本稱之為尖閣群島），雖然地處沖繩附近，但並不屬琉球（即後來的沖繩）。可是，美國因被一個由日本於1933年發行的地圖誤導，所以才以為釣魚島（尖閣群島）屬於沖繩。因此在美國將沖繩“回歸”（等於是送給）日本的同時，也將釣魚島一併送給了日本。
這些史實，在我2018 年的一本拙著中已有詳盡交代。同時也對中國與美國在南海的衝突有深入的剖析③。
三、結語
最後，我認為雖然基辛格在所有美國政要中比較能超越西方人對中國看法的盲點，但還是有不足之處。譬如在對談結尾時，他算是好意地奉勸中國“剛開始大國對話……須要同時考慮別國‘利益與想法’”。我更覺得有必要指出，中國在它第一次興起時也曾經是一個存在於西方“韋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外的國際關係體系中之宗主國，那個體系名為“朝貢制度”，直至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才消失。而在那個體制裏，中國與其藩屬國之間有時是叔侄關係；有時是兄弟關係。這個制度的運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領銜的團隊所出版的一本書裏，有詳盡的敘述。書中有楊聯陞教授的研究報告，宣稱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體系裏，中國的懷柔與羈縻政策是威與德並重。而且叔侄關係的架構，不盡然是中國為叔他國為侄。譬如在南宋期間，中國也接受自己是侄子的地位④。所以，傅瑩所指的“兄弟”型的國際關係衹有中國人方能想得出來。基辛格說他從來就沒有如此想過國與國間的關係。
另外，我還希望能提一個理論上的建議，算是作為我有這次拜讀“傅、基對話”機會的回敬，要說是上繳學費也可以。那就是我們討論歷史問題時，在注意歷史事實之餘，還可以同時照顧到一個國際法上所謂 “contemporaneous law”的觀念。用中文來說，可以翻譯成“與時代共存的準則”。意即審核任何事件的合法性或合理性，需要從該時代共識的準則（指導方針）來進行。譬如有關中國在南海九段（後改成七段）線的劃分，是1947年的創舉。中國當年所公佈載有這個劃線的地圖，不但沒有任何一個鄰國（或他們的宗主國）反對，而且立刻被世界著名的美國Rand McNally地圖公司截取採用在它們出版的世界地圖裏。因為二十世紀中葉各國接受“歷史水域”的觀念，這也是中國對於南海主張的法律依據（因為中國自西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代就在今天的海南島建立了兩個郡，負責巡邏南海維持秩序，相當於行使主權）。所以今天如要解決南海之爭，須按照這個“與時代共存的準則”來衡量——即1947年國際法的準則，而不是今天二十一世紀改變了的新法則⑤。 中美之間紛爭最大一部分乃在南海上的抗衡。如按照我這裡建議的辦法，等於是化解問題為非問題了。
注釋：
①熊 玠：《西方文化沒落之際、論中華文化（儒學）復興對世風能起之作用》。
②請參考拙著：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2012)；中文翻譯本《大國復興》（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出版），第三章。
③拙著The South China Disputes: the US-China Contest: International Law and Geopolitics (2018 出版)。現正好有專人翻譯成中文；冀求中文版能儘早出現。
④參見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0-33.
⑤見以上③中的拙著，第二與第三章。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6月號，總第27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