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拜登對華政策與美中更深一層的預測
除了拜登以上對“外交協會”深談中所透露他對中國的看法與可能的對華政策大致走向以外，還有其他兩個來源讓我們能藉以揣測他可能的選擇。一個是他在特朗普對中國貿易戰問題上對媒體的評語。譬如特朗普上任時在美中貿易上美國的逆差是每年美金五千億之數。而在他上任後對中國之進口貨物增加關稅後反而貿易逆差陡增至美金六千九百五十億元前所未有之新高。而每年增長額亦在美金250億至400億之間。這表示特朗普增加關稅的貿易戰，並未奏效；徒然增加了美國購買這些物品消費者的負擔。顯然並未傷害到中國的製造商。言下之意，拜登有可能考慮逆轉特朗普的增稅做法。關於此點，他以後卻明顯改變初衷。可能基於兩點原因：第一是他要利用關稅之祛除作為與中國討價還價之籌碼；第二，可能是他所挑選未來與中國周旋的內閣成員中有相左之意見所致。
現在，我們不妨對這些成員作個檢視，看看是否能對我們對拜登政府未來的對華政策以及因而產生的美中關係有個較為更清晰的瞭解。
拜登所揀選的外交班底，最重要的三名分別為擔任國務卿的Antony Blinken（且譯作：安東尼·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的Jake Sullivan(傑克·蘇利文)以及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的Linda Thomas-Greenfield (琳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他們三人均是歐巴馬總統任內的人物，與當時身為副總統的拜登過從甚密。所以與今後拜登總統合作無間，殆無問題。三人中，除了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大使在工作上與中國關係較為淡薄以外，其他兩名均直接有密切關係。據我所知，布林肯國務卿以前曾做過美國駐印度大使；而蘇利文傾向於培植印度以配合當初歐巴馬（與屆時國務卿希拉蕊）意欲完成的印太戰略連橫的計畫，正好可以與布林肯的印度經驗搭配得稱心如意。如果拜登總統真要執行上述“統戰”手段以應對崛起的中國的話，其方向將是如何，可想而知。
印度一直與RCEP 十五國談判加入成為第十六成員國，一直到拜登總統宣佈他外交班底的前夕，印度突然宣佈退出談判，不考慮參加RCEP組織。此舉恐暗藏玄機、絕非偶然。
五、拜登內閣的中國通
假如本文即此結束的話，也許會有人相問：那麼拜登的外交班底就沒有一個中國通嗎？答案所幸的是：有兩位。一位是暗藏而未被人注意；另外一位是經拜登遲至後來才提名公佈的。先說前者。Avril Haines (暫譯：海恩斯) 的履歷包括一度是哥倫比亞大學世界研究項目的副主任，負責的是中國部分；以後擔任歐巴馬總統時代的副國家安全顧問以及CIA（中央情報局）的副局長。由於她有研究中國的經歷，她認為美國如藉重與中國在控制新冠病毒上合作，勢必全盤更改美中關係，從競爭改變為合作。而這樣合作的開始將轉移至經濟合作的層面。在拜登於2007至2008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之際，海恩斯正好是該委員會的副主任律師，所以有與拜登合作無間之經驗。
再說另一位中國通。Katherine Tai（中文名字：戴琦）是出生於康乃狄克州的華裔律師（父母來自中國台灣，於肯尼迪總統時期移民來美）。拜登對她的選擇，可說煞費心機。他要指派一位身為華裔的中國通；可是其履歷必須是無懈可擊、絕不致被人指控會偏袒中國大陸的頭目。在她律師生涯初露頭面之際，正好是美國政府對貿易夥伴不公正行為檢舉糾正的執行律師。是在歐巴馬與拜登連袂主政時代。現今職務是國會眾議院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籌款委員會)的首席律師。這個委員會是眾院最富強勢的單位之一，管轄稅率、關稅以及其他收入來源事項。最重要的是：因為她有如此剛強的背景與鐵面無私的記錄，拜登能任命戴琦為他內閣的USTR（美國貿易代表），其職責乃在對與美國的貿易夥伴依法“執行”公正的貿易行為。
六、結束語
本文試圖由拜登總統對外交的取向（包括對特朗普外交失誤須作適當糾正的考慮）以及他的外交班底來揣測新內閣的外交政策，以及因此而可能帶來美中關係的變化。濃縮的來說，他須做的是撥亂反正、找回國魂，已如上述。
但結束時，我想指出無論是他的政策或者因而帶來的美中關係走向，其背後推促的動力，均是以美國利益為依歸。他與特朗普的差異，主要有兩點加一：第一點是：特朗普直到他進駐白宮以前從來沒有一天曾為政府任何機構服務。他完全是以管理自己公司方式來治國；所以常常鬧得貽笑大方。而拜登則完全相異。他在任職歐巴馬時代的副總統之前曾經是參議院重要成員凡36年；包括在外交委員會時間最長，而且一度是該委員會的主席。第二點則與他們為人習性有直接關係。譬如特朗普毫無自我約束，所以為人做事正如脫韁之野馬。而拜登為人則循規蹈矩，這是他的習性使然。另外，上面我還說了他們的差異除了這兩點以外，還須“加一”。那就是由這兩點之延長，即特朗普治國從來沒有顧慮到國家利益，而拜登則正好相反。以上的分析，正好顯示了拜登對國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刻畫，為國家利益之考慮可說盡心盡力。這樣的表現，對一個總統來說，較為正常。其理自明。
以上的分析，正好顯示了拜登對國策（包括外交政策）的刻畫與依歸，可說是為國家利益之考慮盡心盡力。這樣的表現，對一個總統來說，較為正常。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推敲：在他處理美中關係時，是否也會以美國國家利益優先為出發點。
這是很合理的問題，但此問題的答案並不簡單，須看他在美中關係上如何解釋美國的國家利益何在。我們知道拜登曾矢言他反對美國外交政策企圖以其雄厚勢力改變他國政府性質之目的。
此點意義非同小可，因為自尼克森（與基辛格）以來，美國與中國交往雖然是要聯合對付蘇聯，但其中暗藏了一個不可言喻的秘密動機。那就是希望通過不斷交往會有更多華人仰慕美國的民主制度，因此會增強民間壓力促使共產制度的改革。這個也相當於美國國家利益，衹是意識形態之表達而已。而拜登的反對立場，是極為務實的。如果這個信念能做其外交指導原則的話，那將表示在拜登任內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比較正常與規律化。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