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民進黨再次敗選後，在一些黨內人士要求調整兩岸關係政策的同時，民進黨高層也有一些將進行調整的姿態，成立了所謂的“中國事務委員會”，舉辦了九場所謂的“中國政策大辯論”。一再聲稱願與大陸改善關係、進行交流等等，這些動作引起了人們，包括大陸一些人的的期待。根據近年的實際事態發展，可以對民進黨兩岸關係政策調整的言行概括為：第一，民進黨高層完全不會放棄“台獨黨綱”，蔡英文宣稱改善兩岸關係“不需要從處理‘台獨黨綱’著手”，並且在民進黨全代會擱置了關於凍結“台獨黨綱”的提案；第二，民進黨始終堅持“逢中必反”，在堅決阻撓服貿協議通過，以及審議自貿區協定等文件中，有充分表現；第三，強調大陸方面對民進黨不瞭解，因而誤解很深，沒有互信，所以要開放民進黨人士與大陸交流；第四，強調所謂的“台灣前途由2300萬台灣民眾決定”，蔡英文甚至宣稱，民進黨只要選得好，大陸的政策就會“轉向民進黨的政策”。蔡英文是所謂“理念型台獨”，是“兩國論”的主要炮製者之一。十幾年來，“兩國論”一直是其兩岸關係政策主張的基礎。2011年代表民進黨參選時，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主張，以及現在的相關主張都是如此。“和平拒統”就是“兩國論”的最新表現。近年來，一直有人議論，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政策究竟是策略的調整，還是實質的調整。事實表明，民進黨的政策調整是，策略的實質性調整，以及實質的策略性調整，即變“公然台獨拒統”，為“和平拒統”。這裡，“拒統”的核心內涵沒有變，也不會變，但“拒統”的手段發生了由公然“台獨”拒統，到爭取在與大陸交往中的“和平拒統”的重要改變。
顯然，民進黨是深水區階段中，主要的“拒統”政治勢力，是“促統與和平拒統”矛盾中主要的負面因素。而且，不能完全排除民進黨由“和平拒統”，重返“公開台獨拒統”的可能性。如果民進黨2016年重新執政，可以預料在其第一任期將會繼續“和平拒統”，但如果民進黨得以連續執政，在其第二任期則存在重返“公開台獨拒統”的可能。如果出現這種變化，必將導致“促統與拒統”矛盾再度嚴重激化。
4．美國始終是深水區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干擾因素，但美國的影響持續下降。
1949年兩岸關係形成以來，美國就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干擾因素，台灣當局主要的保護者。同時，由於中美關係的重大變化、美國實力的不斷下降等因素的影響，美國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程度持續下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上述兩方面影響繼續表現，並出現新特點。主要是，與之前的台灣方面的“武力拒統”、“台獨拒統”比較，“和平拒統”無疑更符合美國利益，將更受美國歡迎。但由於美國實力下降更明顯，美國插手、干涉兩岸關係的力度，以及對台灣提供保護的程度，實際將更加有限。
美國的奧巴馬政府從2010年開始，高調推進亞太戰略調整。幾年來的實際事態發展表明，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對於深水區兩岸關係的影響已經十分清晰。儘管台灣方面一再表示，願意在美國亞太戰略調整中，“扮演更積極角色”、“做出更重要貢獻”，但美國回應冷淡，只是重申其一貫的立場和政策，同時卻一再拋出所謂的“棄台論”。這表明，在兩岸實力對比，大陸已佔有不可逆的壓倒優勢的形勢下，台灣對於美國已不具有實際的戰略重要性。實際上，“促統與和平拒統”矛盾相對穩定地長久存在，即符合美國長遠利益，也符合美國現實利益，美國不會因為台灣執政者的願望和要求，改變美國既定的戰略調整路徑，損害美國的利益。美國對於國、民兩黨的信任程度，明顯地取決於哪個黨的兩岸關係政策更有利於美國保持中美關係相對穩定，對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干擾更小。顯然，相對而言美國更信任國民黨，而對民進黨則有難以消除的不信任感。
“促統與和平拒統”矛盾發展變化的前景
作為深水區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促統與和平拒統”的發展變化前景，實際上就是深水區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前景。抽象地考慮，可能出現“促統與和平拒統”矛盾發展變化的多個前景：“和平拒統”的企圖和努力，在短時期內被消除，兩岸關係順利渡過深水區，較快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在大陸主導下，通過兩岸共同努力，“和平拒統”的企圖和努力被逐漸化解，兩岸關係在曲折中渡過深水區，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促統力度不足，“和平拒統”的企圖和努力得逞，兩岸關係“永遠維持現狀”，祖國完全統一被無限期拖延；台灣島內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台獨”勢力再度執政並孤注一擲，“和平拒統”重新變為“台獨拒統”，甚至“武力拒統”，兩岸關係再度嚴重對抗。第一個前景是理想主義的設想，明顯脫離兩岸關係的實際，不可能實現；第二個前景立足於兩岸關係的實際和大陸的主導地位，完全可以實現，而且最有利於順利渡過深水區，最終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第三個前景具有不可低估的可能性，而且一旦實現，兩岸關係將深陷深水區，祖國完全統一可能將無限期拖延；第四個前景的實現，具有不可排除的可能性，如一旦實現，兩岸關係的性質將再度改變，處理的方式也將相應改變。
促統與拒統這一對矛盾，本質上是對抗性矛盾。但是，當表現為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主要矛盾時，其處理方式則既可能是對抗性的，也可能是非對抗性的。處理“武力拒統”、“台獨拒統”時，採用的是對抗性方式；處理“反對改善兩岸關係”時，則主要採用協商談判、交流溝通的非對抗性方式。面對“和平拒統”，仍然可以主要採取非對抗性方式，但與處理“大力改善兩岸關係與反對改善兩岸關係”比較，對抗性的風險增加。特別是如果出現前述的統一前景被無限期拖延，或者重新出現“台獨拒統”，甚至“武力拒統”局面，對抗性方式就將肯定取代非對抗性方式。確保以非對抗性方式處理“促統與和平拒統”矛盾，符合兩岸民眾利益、符合兩岸一家親的理念，是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佳選擇。充分發揮大陸明顯強大的優勢、善用大陸的國力，是得以採用非對抗性方式最可靠的保障。對此，必須有充分信心，並且在各項對台政策中予以體現。為充分發揮大陸明顯強大的優勢，以及有效消除台灣一些人對於“和平拒統”、無限期拖延祖國完全統一抱有的幻想，大陸方面必須清晰認定並明確宣示，本著兩岸一家親理念，對於實現祖國完全統一，大陸方面願意，也可以等待，但決不會無限期拖延；大陸方面將繼續對台灣讓利，但不會，也不可能予取予求，“讓利”須有明確底線和限度。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化解“促統與和平拒統”的矛盾，才能保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在深水區健康、持續推進。
所謂“台灣民意”是台灣藍綠兩營人士，用以進行“和平拒統”的根據，實際只是他們的藉口。他們宣稱，“保持兩岸關係現狀是台灣主流民意”，聲稱“改變兩岸關係現狀需得到台灣2300萬民眾同意”，而蔡英文甚至稱“‘台獨’已是台灣年輕世代的天然成分”。似乎“拒統”已是台灣主流民意，而他們“拒統”則儼然代表了台灣民意。但實際上，這些只是他們製造的“民意”。台灣“民主化”以來，所謂的“民意”日益表現出多樣性、多變性，以及易操弄性。反服貿行動就是典型案例。除少數一些行動的發動者、組織者有強烈的“反中”，甚至“台獨”訴求外，絕大多數參加者實際上並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所以，是少數發動者、組織者製造了反服貿行動的“反中”性質和訴求，而不是島內出現了強烈“反中”情緒。又如，近來島內流傳一個說法，即“由於大陸明顯強大，台灣民眾出現了越來越廣泛的焦慮感”，但這實際上只是島內少數人把自己的“焦慮感”，誇張地擴大為又一個台灣“主流民意”。製造所謂“民意”歷來是民進黨慣用的政治手段，但近來在“拒統”問題上，馬英九當局也開始附和民進黨。所以，對於島內“拒統”的所謂“民意”，須予以重視，但主要是重視對其深刻分析，重點分清究竟是真正的民意，還是被少數人製造、操弄的“民意”，不應也不需隨之起舞而自我緊張。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10月號，總第20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