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電盈私有化事件也曾引起很大的風波。很多人都覺得種種做法（時機、定價等）對長期持有及虧本多年的小股東不公平。後來上訴庭判私有法無效，大股東決定上訴到終審庭。我曾寫過文章批評私有法這做法。最近我在《信報》的文章被放到網上版去，有報章猜測這是因為我得罪了是《信報》“老板”的電盈大股東，另外有電台懷疑《信報》受到政治壓力，要取消我在報上的專欄。我公開說過我是同意《信報》這個安排，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人明言或暗示我不再寫評論。
但這些事件都加深了市民對香港富商很“威”的觀感，於是可能連累到政府，認為官商“勾結”。最近的雷曼事件，拖了一年多終於得到解決，銀行承諾賠償6至7成，但有人認為政府“欺小怕大”，因為之前有兩間股票行全數賠償。
我絕對不相信政府是跟商家勾結，而我一直認為絕大多數的香港商人都是行為正當，貢獻社會。但香港是個自由經濟、貧富不均的社會。部分商人，例如是地產商，擁有這麼多的財富和與中央及特區政府關係密切，很多小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有需要時要幫他們主持公道。“官商勾結”的疑慮，對社會的和諧絕對不好。
如何改變市民疑慮
劉迺強：這個感覺是怎麼才能改變呢？
王永平：香港言論自由，很多傳媒“小事化大”－－“放大鏡+哈哈鏡”報導很容易被扭曲。你說我們的某些政黨不支持政府，有事的時候更要踩上一腳，其實全世只都如此。所以政府一定要很積極的去做它該做的工作。比如雷曼，政府為甚麼那麼晚才處理得了？新加坡一早就處理完了。此外，政府對於傳媒的工作，我希望可以改善。
我想強調，我雖然有時批評政府，但一直都支持政府依法施政，我早就說過我不是反對派，我只是覺得有意見需要提出來幫助改進而已。此外，政府可以更積極地去聯繫所有希望社會穩定的人士，營造一個和諧社會。
劉迺強：現在有個社會上很多人都在議論，是不是特首心戰室失敗呢？
王永平：如果心戰室的目的是希望增加或者維持特首或政府的威望，從這個客觀標準來看，肯定是做得不好了。客觀來說，心戰室是一個工具。任何政府領導人或領導班子其實不能完全依賴心戰室，你一定要身先士卒，比如四川地震，我們溫總理第一時間去而不是心戰室第一時間去。2007年特首施政報告是強調走入群眾。兩年間，特首、主要官員及後來加入的副局長真是做到嗎？
心戰室的主要作用是包裝，但純粹靠包裝是不行的。
兩件事處理得好可以幫特區拿分
劉迺強：管治出了你所說的問題，現在的關鍵就是如何改善。
王永平：有兩件事處理得好的話，我想可以幫特區拿到分。第一件事很實在，不存在任何政治因素，就是青少年吸毒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很多人都關注，特首說了他會親自領軍處理這個問題。如果這個問題可以在一年半載內取得成績，我覺得會幫他拿分的。我也希望他有成績，因為這個問題很嚴重。而且由於這個問題不涉及意識形態，他可以凝聚不同黨派。
第二件事是政改。這比較困難。政改出爐後，一定會有很大爭議。我認為戰場不是在立法會，是在會外，就是政府的政改方案能否得到市民的支持？立法會的泛民佔了1/3，夠票否決政府建議。回顧2005年政改的情形，當時泛民否決政府方案，但政府可以大聲地說這個方案是進步的，是得到市民大部分人支持的，是你們為難我。這次呢，就真的是對特區政府一次很大的考驗了。假如政府得到民意的支持，在立法會輸了沒有甚麼所謂。但如果政府在立法會輸，在外面也拿不到民意，這就很麻煩了。
打贏這場仗的關鍵
劉迺強：你也曾經做過公務員，你認為打贏這場仗的關鍵在甚麼地方呢？
王永平：關鍵的地方當然就是走入群眾了。第一，你打擊青少年吸毒問題，在執法方面多做點比較容易，但實際上是不是最有效呢？你怎樣去改變青少年的思維？怎樣去爭取家長、社會的支持？舉個簡單的例子，正生書院這間戒毒學校搬進梅窩這件事，到現在都沒徹底解決。這反映甚麼問題呢？人家會覺得，政府最高領導都講了要支持，怎麼還處理不了？這件事件沒做好，就肯定影響市民對政府帶頭打擊青少年吸毒的信心。所以，這場仗其實不容易打。公務員可以提供協助但主要工作涉及很多政治因素，例如怎樣去聯絡社會各階層，包括不同的黨派，不同的宗教領袖，不同的地方利益、人事、家長、學校，凝聚整個社會。這是個龐大工程。如果成功，一定會拿分。
政改就相對困難了，為甚麼這麼說呢？2005年時，中央政府沒有承諾普選時間表，所以，當時很多市民就說，政府都已經走出一大步了，為甚麼那些立法會的泛民那麼執著？於是政府建議被否決的結果是泛民失分、政府得分。現在我們有了普選時間表，泛民要求2012年雙普選，不會得到很多市民支持。但假如他們稍後要求討論如何達到2017年及2020年的普選，或者功能團體如何處理、特首的選舉模式等問題，政府完全不回應，市民便會同情他們。
問責制的重點在於有人問責
劉迺強：現在很多問題都是問責制……
王永平：問責制的重點在於有人問責；如果官員做得不好，就下台。全世只都是如此，我們內地的省市領導一樣要負責的。第一任的問責局長，是有人因此問責下台的。現在市民印象是以前不道歉，現在頻頻道歉，但一切照舊。
副局長出來的時候，政府就說，你們不必擔心，他們會問責的。一年了，副局長的知名度最高只有3%，很多人都不記得副局長的名字的。為甚麼？現在最大的危機就在於，市民感覺擴大問責制只是另一個高薪的公務員制。但一個弱勢政府會不會因為有問責官員做得不好而叫他走呢？它會不會擔心有骨牌效應，所以一個都不能走？這就麻煩大了。
我擔心將來某些政策出了大問題，一定會有很多壓力要求人頭落地。因為市民還記得以前有人因問責辭職。我們很多地方在管治上要跟國際接軌，但在問責上，我認為我們在退步。
劉迺強：是不是抓緊問責，就可以達致良好管治的初衷呢？怎樣去改善，真的要人頭落地？
王永平：是不是真的要人頭落地，就要由政府評估了。例如，副局長一年了，有甚麼成績？餘下三年，是否每個副局長都令市民滿意？
劉迺強：而且是都是坐“直升機”上來的。
王永平：做得好，倒也不成問題。我原則上支持政治團隊多點人幫手，但一定不可以急，要選合適的人才，比如，問責制副局長中，衛生食物局的梁卓偉，因為他專業，是博士，亦是大學醫學教授，出了豬流感，他就出來解釋，這就發揮作用了！
我也同意增設政治助理，培養治港人才，我們可以選年輕的，但不要給那麼高人工，否則很難對市民交代。
王永平小檔案
1948年生於香港。1969年香港大學畢業，主修經濟，其後四年任職商只。1973年加入政府，曾任職駐GATT(即後來的WTO)香港常任代表、民政總署署長、教育統籌司／局長。1997年香港回歸，獲委任為教育統籌局局長，後任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工商及科技局局長。2007年退休。現任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客座教授、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名譽教授。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9月號，總第14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