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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丈高樓平地起。共同體理論體系需耐心費力地點滴構建。 |
中評社╱題：以“中國模式”蒸發本土意識－－論港台兩地本土意識（二之二），作者：劉迺強（香港），全國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本刊學術顧問
構建共同體理論體系
即便我們相信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因素最終會決定意識，從而否定文化批判論者感覺構建現實的觀點。但是從香港回歸14年實踐的經驗，證明香港跟大陸經濟密切化，到融合的地步，仍不能扭轉自外於13億同胞排母性的香港本土意識，並且更有膨脹的趨勢。從另一個角度看，要於香港市民中間形成一個與13億同胞血濃於水，榮辱與共，你我和13億同胞都在其中的共同體，一個“國家好，香港好，我好；我好，香港好，國家更好”的意識和感覺，還是需要下一番構建的功夫。用大陸的說法，這需要做理論建設的工作，於此可見，老馬克思主義者也相信構建的，只是構建的基礎不同而已。
事實上，我們如不直面本土意識，在香港和台灣都難以建立融合和統一的論述。在輿論上，固然是一面倒，讓對手掌握了社會事物的定義權和話語權，指鹿為馬，弄到社會上正氣難彰，慢慢鹿馬都分不清楚。這樣下來，對手便在輿論上佔領了智慧高地和道德高地，本土主義者永遠都是正確、民主、弱勢社群；大陸則永遠都是專制、野蠻、貪污、落後。尤其是一到選舉（而偏偏港台兩地幾乎年年都有選舉），在香港，“愛國”成了髒話，在台灣，沒有人敢提“統一”。香港的建制派和台灣的統派被人套上“土共”、“賣台”等帽子，永遠都只有挨打的份兒，還要經常被指“打壓”人家。這樣惡劣的處境底下，只可能萎縮，哪裡還有空間和能力壯大？他們今天的困境，是長期缺乏理論建設的惡果。
事實上，香港的建制派和台灣的統派之缺乏理論建設，沒有好好構建自己的論述，一方面像上篇所述，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自明的道理，忽略了這方面的努力；另一方面，大陸這母體，長期受到鄧小平實用主義的影響，主張“多幹實事，不搞爭論”，她自己也不花精力做理論建設工作。一方面堅持不作“全盤西化”，同時又處處要“與國際慣例接軌”，根據葉利欽的說法，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綁在一塊，結成刺蝟與蛇的婚姻，結果大陸內部思想也十分混亂，誰也搞不清楚究竟甚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有甚麼優點。
在此之上，於構建一套對抗本土主義的論述，我們需要大量現成的論述作參考，以及語詞來表達。目前社會科學的幾乎所有語詞，都來自西方，尤其是英語國家，它們的現代史都沒有遇到要構建論述來達到民族和諧地統一的情況。事實上，它們都是只有數百年歷史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中國則完全另外一回事。著名的美國中國研究學者白魯恂（Luican W.Pye）有一經常被引用的經典名句：“中國是一個裝扮為民族國家的文明。”（China is s civilization pretending to be a nation-state.）西方如果存在對民族國家和平統一論述的話，也不會適用於中國人的訴求。
因此，我們當前正面對無論在現實政治上，還是智力上一個空前的挑戰，需要在近乎一片空白中建立一個起碼有說服力，能抗衡本土主義的論述。這個論述的構建過程，語詞的創造、中間的反覆辯論，本身就是一個建立以中國為主體，自我檢視和環顧世界的坐標體系的必要過程。
“中國模式”的意涵
自晚清的“洋務運動”開始，國人對現代西方文明的學習經歷了模仿、吸收、自主創新的階段。在科技上，我國基本上已經完成了整個過程，正開始處身於自主創新的狀態中；中西的差距已經拉到頗為接近，有些境域－高鐵是個近年最矚目的例子－中國更領先世界。在社會和管理科學方面，則在改革開放之後，才由前30年學習本身也是十分落後的蘇聯支流，轉向遠為發達的英語國家主流；時至今日，我國絕大部份社會和管理科學學者，都被西方話語權所支配，被人家牽著鼻子走而不自覺。從本世紀開始，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大幅度滅貧、增加植被、普及教育和醫療、提升科技、重整軍備，自我感覺良好，民族自信慢慢恢復；以此反觀西方中心的兩希文明（Judeo-Hellenistic civilization），更明顯覺得對方疲態畢現。
更突出的是，在2008年西方出現了金融海嘯，以及之後西方世界的應對，美歐政府一致採取劫貧濟富的策略，只挽救危機罪魁禍首的金融大戶，不著眼創造就業造福廣大無辜但被寵壞的平民。賞不該賞的、罰不該罰的，少數金融機構雇員繼續分巨額花紅，外邊則大量人民吃住無著。這機制不單長期犯了道德風險（moral hazard）難以健康發展；短期更加劇不公，造成社會動蕩。反觀我國，不但沖擊甚微，而且期間有效處理各種天災人禍，成功主辦奧運和世博，處處都比西方高明。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文明發展到今天，已經走進了死胡同，起碼短期已經喪失了自省和自我修正的能力。美歐各國循目前的指導思想走，只會繼續走下坡路。短期任何反彈，都只可能是虛火。新自由主義把西方資本主義推到極端，結果很可能隨手把現代西方文明埋葬。至此，稍為頭腦清醒的中國知識分子，其中包括不少以往崇拜西方文明的人，都明白此路不通。與之相對照，我國過去60年前無古人的現代化步伐，以及驚世的持續成功，這絕對不可以“幸運”兩個字解說過去。不少人開始問：我們一定走對了頭，究竟我們做對了甚麼？
2004年，一位美國《時代雜誌》前編輯拉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國教了幾年書之後，嘗試總結中國發展的成功經驗，並稱之為“北京共識”。(注1)與之同期，我國不少學者，尤其是所謂“新左派”學者，亦不約而同的探索這個問題，陸續發表他們研究的結果。慢慢下來，已經累積了不少論文和書籍，(注2)他們最近開始使用“中國模式”來表達這主題。外國學者也開始注意這方面的發展，和參與有關的研究和討論。
對於“中國模式”這名稱和內涵等，目前還有很大的爭議，有人提出如“中國經驗”、“中國道路”等等來作代替。不管最後如何定名，“中國模式”開始從中國歷史、文化的沉澱，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經歷和應對過程，嘗試整理出我國發展的特色和成功的因素。這工程十分艱巨，但原動力十分強大，越來越多人投入有關的研究和討論，這將肯定是我國社會和管理科學的重大理論突破口，並且將對我國往後的發展，起某種方向性的指導作用。
事實上，我國發展到了今天，對內的“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對外的“韜光養晦論”的刻意模糊實用主義都已證實走到了盡頭；而要模仿外國的、該與“國際慣例”接軌的，也已模仿和啣接得七七八八。根據剛出爐“十二五規劃”的思路，當下的改革重點是“轉型”，要“自主創新”。換句話說，就是再不能東抄西湊，要改走別人未走過的路，那就是發展“中國模式”。構建“中國模式”理論體系，目標是總結經驗，解決自己的問題，因此，在這過程中我們也毋須挑戰現時佔主流地位的西方中心文化和人家的模式；反正是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我不刻意影響你，而我也有足夠的自信有選擇性地接受你的影響。這也就是我國下一階段自主創新的改革開放。
“中國模式”與本土論述
從和平統一的角度看，兩個長期分開的政府實體要合二為一，被統一的一方需要受到很大的壓力，不能不統。兵臨城下、彈盡糧絕是較常見的壓力。東德自我崩潰進而被兼併又是另一近例。古今中外，在完全放棄軍事和經濟的壓力，單憑經濟、社會、文化等交往而達致和平統一的，幾乎絕無僅有；有的話，也需要頗長的歲月，才能達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切難分彼此，還要解決誰當老大，誰是老二的問題，才能合二為一。在可見的將來，要台灣同胞擁抱和平統一，要香港市民於憲制回歸之後，達到人心回歸的結果，在在需要一個無可置疑地更高的道德高地和智慧高地，作出振奮人心的號召，並發揮精神和道德的強大壓力，達到萬眾歸心的積極效應。這個高地，是需要構建出來的。
說到底，本土意識是一種情緒問題，不是一個理性議題，更加不是一個理論問題。本土論述只不過是把情緒問題理論化，嘗試把它合理化而已。與其在理性層面與之對拆，“中國模式”的建設正在構建一個遠比本土論述更高的道德高地和智慧高地。雖然“中國模式”的理論發展，有其更大的內在意義，並非針對台港的本土意識。但其大氣滂薄，不出10年，整個東亞地區，以至整個第三世界，都不期然的受其感染；本土意識跟它放在一起，必然會被它的氣勢所震懾而顯得蒼白虛弱，自然崩潰。任何社會和管理科學的理論架構都一定要有實質基礎，才能長期站得住腳。“中國模式”最終也需要靠實踐來作檢驗。可以想像，於我國繼續以其特有的方式穩步向前發展，“中國模式”無可置疑地繼續發揮其獨特的優越性，並且為許多發展中國家所參照，台港殖民地管治和冷戰殘留的洋奴買辦文化和從而滋生的排母性本土意識，勢必被其耀眼的光環所蒸發。有如台灣的阿里山、香港的大帽山，跟喜瑪拉雅山相比，只能自慚形穢，根本毋須與台港的甚麼“本土意識”過招，著點駁斥。這也是我們特有的“中國模式”，一個泱泱大國解決統一問題的獨有方法。
因此，我最終還是相信經濟決定論，只是在這由排母的虛假本土意識過渡到“中國模式”下健康的本土意識過程中間，折騰和痛苦難免。
(注1)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注2)最新和較有份量的文集－《中國模式》，潘維主編，2010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4月號，總第16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