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年，是港式“叻仔”的全盛時代。今天看來，當中最表表者是曾蔭權。一個英國爵爺當上香港特首，毋須作為，還要他連任，還差點兒登上了國家領導人的位置。他無災無難地“軟著陸”離任之後，遺下一個既爛且臭的攤子，人家罵的，反而是今天忙著替他擦屁股的梁振英。
香港是非黑白之顛倒，到今天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行政部門這第一權，本屆行政長官患上了“斯德歌爾摩症候群”，這我很難怪他；但他一手組成的行政會議，以及一群問責官員，有多少個為他籌謀，多少人向他問責？建制派什麼都不是，只是三個字：“做官的”。那些公務員，長期躲在“政治中立”、“謹慎理財”和“程序公義”三個擋箭牌的後面不作為，成了全港最大的反動力量，不時更做錯事、壞事，於回歸之後客觀上鞏固了殖民地的影響，並且有效地去中國化。香港十多年整體停滯不前，年青市民更加自我封閉，更加反共反華，行政部門應負第一責任。
立法這第二權，於回歸之後逐步民主化，在香港這商業社會中基本上只是小政客化。每個議員都只盯著他們自己這一畝三分地，選舉也者，對他們來說就只是“保住這份好工”的續約行動。加上日趨嘩眾取寵的媒體生態，這些小政客們理所當然地走民粹路線，以罵政府為主要任務。建制派跟上述不知所謂的政府打過幾次交道，吃過虧之後，便根據商業邏輯氣直理壯地以“有辱無榮”為理由，堅拒做“保皇黨”。自由黨更進一步，赤裸裸的來個“鋪鋪清”。在這些建制派小政客的心目中，市民只是一紙選票。市民的福祉、香港和國家的利益，如果短期不能以個人的利益來計算的話，小政客全都聽不進。反對派政客如此表現，我還可理解，如今從主席開始，個個議員都如此，我不能接受，廣大市民也都不能接受。所以儘管議員們天天都在爭取曝光，但他們的民望，從來都比庸碌沒有建樹的政府官員還要低。
第三權的司法部門，這裡一向沒有愛國愛港人士，甚至沒有“建制派”。這些大老爺們以承繼英國人的法統為己任，他們的評價是在香港之外，跟香港無關，更與中國無關。更使人痛心的，是在整個法律界當中，愛國愛港的已經是鳳毛麟角，有擔當的，就更加稀有。此無他，回歸以來，愛國愛港在這裡不但是“有辱無榮”，而犧牲了也於大局無補。形勢比人強，能怪得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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