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權既然失效，各內外大小利益集團便根據森林規律，各顯神通。在經濟至上，自由至上的香港，財團乘機大展拳腳，到處壟斷，弄到樓價飛漲，貧富懸殊，怨氣沖天。隨之冒起的是各種激進集團，人數不在多，只要夠聲大，示威遊行一兩次，弱勢政府必然讓步，必有好處。近年來財團和激進的所謂NGO更處處有合流的趨向，互為表裡，一起分贓。慢慢香港便成了“示威之都”，示威遊行竟然成了香港旅遊景點，而抗爭文化更漫延到小孩子中間，近期更開始有“文革”的氣氛冒現。弱勢政府的員警又堅持“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要為示威者做好服務，以保障他們表達意見的自由。法院更持雙重標準，於網絡聲稱襲擊美領事館的要判罰，而實際行為襲擊中聯辦的則是言論自由，無罪釋放。對此，傳媒何止推波助瀾，簡直就顛倒黑白，無事生非。這裡表現得最“文明”的反而是立法會，尊貴的議員大不了只是做做“騷”，搞“拉布”拖延立法，和故意擲物不中官員以表達意見而已。
回歸行政主導的必要條件
要對付目前這一禮崩樂壞的亂局，行政主導的設計要求真正行政主導，這是中央政府於不大事修改《基本法》的前提之下，香港唯一能恢復有效管治的出路。我這樣說，一般的反應會是，這誰都知道，但談何容易。當然，說易不易，但亦不難。
我們時常聽見中央領導說：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但不是完全自治，香港不是一個獨立政治實體。這要求以各種政策和措施體現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制原於一國，一國大於兩制。一國兩制之下的行政主導，中央要扮演一定的角色。《基本法》本來就是這樣設計的。即便是今天帶頭“佔領中環”的戴耀庭，他的學術著作中也承認，中央在港的權力不限於國防和外交，事實上享有“十大權力”，只是中央一直以來自我約束，有權不用而已。於落實一國兩制之下的行政主導的過程中，中央卻長期缺位，這註定要失敗無疑！所以要回歸行政主導，必要條件是中央一定要合理行使她手上的合法權力。
從行政主導的角度看，不管有沒有普選，只有特首才有中央和香港市民這兩個婆婆。因為特首及主要官員的任免權在中央，尤其是主要官員並非選舉產生，他們只要向中央及特首負責。中央到今天才高調堅持特首一定要愛國愛港，按照鄧小平“治港班子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要求，其實特首及主要官員都要求愛國愛港。過去十七年中央沒有堅持這一要求，結果是不但從來沒有進行非殖民地化的必要工作，反而大開中門讓外部勢力以各種方式介入，大肆去中國化，愛國愛港人士長期飽受委屈，灰頭土臉，人才凋零，弄到今天香港妖風彌漫，是非顛倒，人鬼不分。因為特首和主要官員都由中央任命，不但特首要向中央述職，主要官員定期向中央述職也要制度化。根據《基本法》，特首要執行中央的指令，不言而喻的是主要官員也要執行中央的指令。中央要讓這些做官的、香港市民，以及外部勢力都清楚，今天的香港究竟是誰家天下。
在問責制底下，公務員專責執行，他們要由通才系統地轉向專才，使執行更專業、更“接地氣”、更有效率。在行政主導的環境中，政治中立就是要忠實執行特首及主要官員的決策，程式公義和財政紀律就是公務員要依法履行他們的職責。特首及主要官員與公務員的關係是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特首和主要官員的決策正確或錯誤由市民和中央決定，公務員沒有制約特首和主要官員依法治港的任務和功能。
從行政主導出發，四個公權的重要功能是從不同角度去平衡各方利益，謀求國家和社會的最大幸福與和諧。行政主導是由行政部門去調動社會各方力量，進行建設和發展。痛苦的經驗證明，任何政府都不能無所作為，世上根本沒有小政府這回事。小政府是個偽命題，因為一旦出事，到最後政府一定要“埋單”，人民是不會管你是大政府或者小政府的。數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沒有政府的有效管治，天下大亂，非人民之福。政府不是西方政治理論中的必要之惡，而是中國政治傳統中的必要之善。
從這個觀念出發，特首授命於中央，要為全港市民服務，要正大無一黨之私。因此行政部門的執政聯盟是中央政府和廣大社會精英，而不是政黨和政客。行政長官的最終認受性是政績，不是選票，不是執政聯盟。而特首和特區政府的政績，由他的兩個婆婆：中央和市民所認定，一個是“天視”、一個是“民視”，並非由利益集團和他們所控制的傳媒、政客和各種形式的小團體所決定。
行政與立法司法的關係及媒體的作為
行政立法是個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的矛盾統一關係，並非單純的對立關係，立法會議員並非否決專業戶。而立法會中建制派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持繁榮和穩定。建制派要信任和尊重中央任命特首和主要官員的人事決定，要樂於做“保皇黨”，要積極主動地與特區政府建立榮辱與共的同盟關係，而不是由特區政府採取主動。另一方面，特首也要把建制派看作是他管治班子的延伸，於決策之前作充分諮詢，並接受其監督。
司法部門的功能要維持社會公義，防止任何一方勢力濫權枉法，要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作出合法、合理、合情的公正判決，而並非要爭取英語國家主導的普通法世界地位，維護西方意識形態裝扮成的“普世價值”。政治問題需要通過政治的管道，以政治的方法去解決，而不是由法官來作裁決。法官們首先要自知，他們不是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他們沒有市民的授權，不能代表民意。司法系統過度介入政治對司法系統沒有好處，對法治更沒有好處。他們更要清楚，香港實行的普通法是一國兩制之下的普通法，不是英國或英語世界的普通法。因此，司法要本地化。
最後要提到傳媒這“第四權”。要知道，傳媒工作者也不光是扒灰專業戶，港台市場證明華人社會不歡迎《蘋果》路線。我們只要瀏覽一下網絡社交媒體便能清晰地感受到，全世界人民都喜歡正能量的訊息。香港的傳媒要多發揮正能量，長遠而言，這才是市場的所在，同時也是香港繁榮和穩定的依託。我們需要有言論和新聞自由，目標是要知道真相，表達訴求，理性討論，找尋出路。這即是說，我們需要的是正面的自由，而非現時負面的自由。香港的傳媒如繼續濫用自由，指鹿為馬，政治化地為某些利益，特別是外部勢力服務，今天已經低至三成的公信力將會不斷下降，從沒人信淪落到沒人理，也就再沒有權力。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5月號，總第19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