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媒體披露的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年逾古稀的退休教師翁文輝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住院67天，花費住院費和外購醫藥費竟達550萬元（人民幣），平均一天2萬多，最終不治身亡。據稱這是中國“最昂貴的死亡”，這一事件透視出當前中國醫療體制和監管機制中存在的種種弊端。中國的醫療體制如何改革？政府是否可以從中汲取一些教訓呢？本社匯選有關輿論，供讀者參考。（評論員：柯 冠）
一、哈爾濱天價醫療事件堪稱典型
1、全面展示大陸醫療痼疾
①過度治療 重複檢查 濫用藥物
家屬稱，患者住院期間，“67天做了588次血糖分析，299次腎功能檢查,平均每天4.5次,而且每天都乘4，不知道這個4倍是什麼意思？67天做了血氣分析379次，化驗血糖輸液1692次，輸血968次……”對病人的單項檢查每天需要重複這麼多次嗎？化驗的目的是讓醫生準確地瞭解患者的病情，對症下藥。可是，醫院為了創造利潤、科室為了完成任務，在他父親身上，一天做痰培養54次，結論是1次有菌、其他53次未查獲真(細)菌。同一天化驗竟然出現兩種結果，醫生到底應該依據哪個來治療？再比如，一天用328根吸痰管，相當於4分鐘吸痰一次，對於他父親這樣插著呼吸機的危重患者來說，哪還有正常呼吸的時間？
全國各地醫療機構正在上演著一場規模浩大的“軍備競賽”，大小醫院爭相進口最先進的醫療檢查設備。設備越先進，收費越高，利潤相應越大，從而導致患者“不該查的查了，應該簡單查的複雜化了”。統計表明，目前中國大型醫療設備使用頻繁，但經檢查發現病症的只占檢查人數的30%，遠遠低於衛生部要求的陽性率達60%的標準。也就是說，至少有一半的患者做了不應該做的高價檢查。（北京新華網）
在住院收費的明細單上，記載著翁文輝使用過一種叫氨茶鹼的藥物，但是翁對氨茶鹼有嚴重的過敏反應。還有，據患者之子翁強稱，進口藥品“珍怡”是生長激素，會刺激腫瘤增生，使用禁忌症清清楚楚地標明：“有腫瘤進展症狀的患者和嚴重全身感染等危重病人在機體急性休克期內禁用”，但主治醫師王雪原在一份證言材料中證實，從6月1日起，醫院給其父用了“珍怡”。（北京cctv網）
②醫生開大處方習以為常
翁文輝這位古稀老人在醫院繳納的收費帳單顯示，他最多一天輸血94次。有人感歎，“我這個不懂醫學的人都知道，輸一次血的最小單位是100毫升，輸血94次即輸進9400毫升血液，一名成人的全身血液總量只有4500毫升左右，這就相當於一天給老人全身置換血液兩次多，這可能嗎？有必要嗎？醫生出手如此之狠，說明他們開大處方習以為常，根本不覺得這樣做有違醫德！”再看輸液，某日的輸液量竟多達78604ml。醫療常識告訴我們，即便是心臟功能極其強健的人，一天內也不可能承載如此之大的輸液量，更何況是一位患了癌症的老人？（北京人民網）
③偽造病歷 帳目混亂
事件調查專家組稱，病歷有偽造塗改跡象，尤其是2-8頁。家屬表示，“最讓我弄不明白的是我家人在8月6日去世，但是8月8日還在做痰培養的檢驗。”“住院67天，醫院收了88天的錢，而且到了8月15日結賬時，預交款剩餘的8萬元成了零。”對於患者家屬強烈質疑藥費和化驗費，二附院調查組於9月下旬向患者家屬遞交了一份初步調查報告。調查報告顯示，在用藥方面，醫院不是多收了就是漏收了，沒有一份收費單據合格；化驗方面，收費單比報告單多出128次，2119份病房化驗報告單中，合格的只有35份。（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還有一些院方解釋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ICU（重症監護病房）主任于玲范解釋之所以有時候一天在帳單上用血量達到一萬多毫升，是因為血庫用血緊張，所以經常一次取出幾天的量。而輸血科主任丁巾則一口咬定，絕不可能有這種情況；再比如對於一天之中輸血94次，也就是輸了94袋血製品,護士長郭曉霞最初說完全有可能，但是記者後來詢問她輸一袋血，最快要多長時間，她脫口而出：“以前最快半個小時輸過一袋，再快病人心臟就受不了了。”但她剛說出口就意識到語失，記者追問：“假如24小時都用這種最快的速度，能輸多少血？”她想了想說“沒有算過”。（廣州《南方都市報》）
病人家屬在醫生建議下，自己花錢買了400多萬元的藥品交給醫院作為搶救急用，但外購藥品多數不翼而飛。患者之子翁強稱，發現問題後，買藥都買兩份，買一份怕父親用不上。（北京《娛樂信報》）
④患者處“弱勢地位” 知情權難以保證
醫院的ICU對於外部監督來說，是一個天然“黑箱”，這就造成了監督的缺失。首先，ICU的病人都喪失了行為和表達能力，喉管被切開，身上插滿管子，手腳被綁在病床上，身上沒有衣服，只蓋床單，聽憑醫護人員的擺佈。而病人的家屬又不在身邊，也不能探視，只能聽護士轉達病情。並且用藥過程也無法監督，究竟用了多少藥輸了多少血，都只有?邊的人才知道。正如患者的家屬說的：“就是他們虐待病人，我們也沒有一點辦法。”
記者曾見到翁文輝用鉛筆潦草地寫著“天天挨打”、“我害怕”、“快帶我回家”等字條，是患者在護士短暫離開的間隙給家屬留的。可當記者詢問患者家屬，既然對ICU病房的工作人員已經不信任，為什麼不投訴呢？翁文輝之妻富秀梅哭著說：“我們不敢呀，老伴的喉嚨已經被割開了，離開呼吸機一步就是死，只能在那?，要是得罪了他們，老頭要受更大的罪呀！我們只有變著法兒討好他們，後來他們全科室吃飯我們家都包了，每天都給他們送飯。”（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背後，隱藏的是醫患雙方資訊極不對稱，患者和家屬的知情權沒有得到保障。患者翁文輝去世以後，其親屬說一直沒有複印到完整的病歷。翁家認為正是因為他們既不懂醫學也不知情，才使得各種亂收費不斷出現。由於患者大都不可能有全面的醫學知識，對病情需要做哪些檢查、用些什麼藥，都是由醫生作出決定，患者只能“無條件”服從，一旦有患者或家屬想要爭取自己的知情權，說不定就有可能招致醫生的某些“刁難”或是“暗算”，最終吃虧的還是患者。因而患者相對于醫院和醫生來說，一般都處於“弱勢地位”。哈爾濱“天價住院費”事件中的患者家屬就是想到“老人的性命掌握在醫生手中”，因而不敢向醫院索要收費帳單的。（北京《中國青年報》）
2、醫生職業精神失守更令人擔憂
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距今已經4個月了，然而，從院長、主任到醫護人員，不是“理直氣壯”，就是選擇沉默。唯一例外的是主治醫生王雪原。促使他“站出來說出事實”的，是“一個醫生的醫德”，“一個人做人的底線”。儘管他深知這要冒被指為“背叛”的風險。天價醫藥費的發生並非偶然，被亂收費的恐怕也不獨翁文輝老人一人。濫開大處方、高收醫藥費、小病大治等怪現象已被社會詬病久矣，何以站出來揭露的醫生卻寥寥無幾？這不能不讓人質疑醫者職業操守的滑坡。
由天價醫藥費暴露出的管理之漏洞、體制之弊端，已成眾矢之的。然而王雪原的話，卻讓人深長思之：一個管理不善和需要改革的體制，引發天價醫藥費固然可怕，但是，更可怕、更令人憂慮的，卻是一個職業的道德操守的失守。
醫療體制改革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也為中國百姓心頭所系，可是，療救醫界的職業操守可能更為急迫。把所有板子都打在醫生身上，或許有失公平，其實，由體制之弊帶來的業界職業精神失守，並非僅僅局限於醫院。倘若一個職業醫生在工作時卻走向自己職業精神的反面，且不以為恥的話，才是真正令人心悸的後果。（北京《人民日報》）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作為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稱，“醫德滑坡其實是體制問題”，好像是在傳達這樣一種意思：醫生本來都是道德高尚之輩，如今道德滑坡了，是一個叫體制的東西在逼著他們這麼幹-----顯然，這種描述帶著強烈的道德責任推卸意味。
在醫德滑坡中，到底是醫生在行惡，還是體制在行惡？顯然，肯定是醫生。醫德滑坡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存在，它對應著現實中許多實在的人作著實在的惡，它可以具體地表達為一個醫生亂開大處方，一個主任亂改病人病歷，一個護士長濫拿回扣等等，而體制恰恰是抽象存在的。因此，醫德滑坡下每個具體的惡，還是要每個具體的人自己直接去承擔，你沒有任何藉口。（南京《江南時報》）
細品中國法律體系，某些特定的職業操守其實就是法律義務，醫生的職業操守亦是如此。多年來，一旦發現醫生的不義之舉，如果不是明顯的醫療事故，我們往往習慣於對其職業道德淪喪的譴責，而很少有人追究其法律上的不作為。結果，一些違背醫生職業道德的行為接受完道德上的指責就草草了事，而沒有獲得應該有的法律評價。
毫不諱言地說，“救死扶傷”既是醫生的職業道德也是他的法律義務。而任何市場化的改革都必須遵守業已生效的法律，所謂醫德的淪喪不僅僅是市場化的改革為其提供了道德淪喪的漏洞，更是醫療事業的主角漠視了法律的存在和尊嚴。（北京《工人日報》）
3、專家“走穴”也是抬高醫療費幕後元兇
患者翁文輝家屬曾稱，“除了醫院開的那些收費單，還有翁文輝在住院期間召集的專家會診，一共用了將近1000萬元。有次會診，光是一個專家的出診費就用了30萬元。”那麼，患者家屬自購的藥品是否過量？自購的建議是否主要來自北京專家組？會診的收費是否過多？北京部分專家是否涉嫌違規“走穴”？據瞭解，哈爾濱市會診收費的標準是：院際會診每次200元(外埠400元)。有關人士認為，如果某專家為翁文輝一次會診收費30萬元屬實，那麼收費標準明顯違規。（廣州《南方都市報》）
據瞭解，按照2005年7月1日開始施行的《醫師外出會診管理暫行規定》，邀請會診的醫療機構(邀請醫療機構)擬邀請其他醫療機構(會診醫療機構)的醫師會診，需向會診醫療機構發出書面會診邀請函。會診醫療機構安排醫師外出會診。邀請醫療機構支付會診費用應當統一支付給會診醫療機構，不得支付給會診醫師本人。會診醫療機構應當按照有關規定給付會診醫師合理報酬。
儘管存在這樣的明文規定，但是，專家如果私自出診並且叮囑患者家屬不得聲張，大概是沒有人敢於“洩露風聲”的。當然，如果專家與自己所在單位“達成共識”，即外出會診可以“市場定價”但必須與單位“分享”，則管理規定就更會形同虛設……普通人都能想得到的規避方法，醫療管理部門不可能不知曉。但是何以昂貴的專家出診卻有日益氾濫之勢呢？
患者及家屬在醫生、醫院面前的極端劣勢地位，與後者難以受到有效的監管與制約，共同導致眾多患者遭受無情盤剝，乃至臨死前還可能被最後勒索一把。醫德固須提倡，但沒有監管與制約，金錢的誘惑力必將良知撞得粉碎。（河北《燕趙都市報》）
目前人們對醫療腐敗的聚焦點往往集中於藥價虛高上，其實，“專家”的“走穴”也是抬高醫療費的幕後元兇。大家想一下，一個醫院高薪聘請專家來“會診”，其費用由誰來“埋單”？醫院肯定不會“自掏腰包”，最終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患者埋單。
一個時期以來，專家“走穴”成了一種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一些所謂的“專家”不時地游走於醫院內外，同時還有這樣一種怪像：甲醫院明明自己能會診，卻從乙醫院高薪聘請專家會診，而乙醫院能會診卻從甲醫院高薪聘請專家會診，表面看起來是在“互通有無”地整合醫療資源，其實，說穿了是在利用“專家會診”相互謀利。
專家會診是一種職業行為，必須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執行。專家會診所得必須先交單位，而後再從中得到一些提成報酬。否則，專家會診費統統悉數裝入個人腰包，必然會導致“專家愛財取之無道”的結局。要知道，僅僅靠專家們的自律是遠遠不夠的。（北京《新京報》）
天價醫藥費中隱藏著天價出診費，兩個天價共同“勾畫”了醫療體系的制度失范與道德失範。全面反省我們的醫療現實，似乎已經難以回避了。（北京《北京青年報》）
4、“高官親屬”傳言令人悲哀
幾天前，一個名為“‘天價醫院’的真相”的帖子就以內部人士的口吻稱：“患者自稱是某領導的直系親屬，入院後對醫大二院多方施加壓力，給予足夠的關照。”翁文輝是某領導親屬的說法，也在部分哈爾濱市市民中口耳相傳。
遵循常情，如果不是豪門人家，不會輕易拿出數百萬藥費；如果患者家屬不是底氣十足、勝券在握，不如膽敢如此叫板；如果事件不惡劣至極，觸犯眾怒，也驚動不了中紀委。該事件雖雲縈霧繞，卻逐漸峰迴路轉，市民懷疑患者是高官親屬，當在情理之中。遭受醫院荼毒的患者成千上萬，但只有翁文輝的家屬不肯甘休、不屈不撓，“折騰”的聲響最大；不甘醫院盤剝之苦，憤而反抗的患者絕非寥寥，但似乎只有翁文輝事件驚動中紀委；人身共憤的醫療事件為數不少，但只有這次影響最為深遠。再加上患者家屬非同小可的身家，種種反常凝聚一起，自然讓部分市民浮想聯翩。
這種傳言，倘若被證實，讓人無比窒息，因為它表明“朝中有人好辦事”在當下還有市場；倘若被證偽，則讓人悲哀，它昭示現實的求解路徑已經失效，或者起碼不能讓人寄予期待。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傳言的出籠都寓意無窮。它提醒世人：醫院中匪夷所思的亂象大行其道，通過正常的管道往往難以解決，必須依賴於非常手段的介入。這種傳言難道不是最悲愴的詰問嗎？（湖南紅網）
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患者翁文輝是某領導親屬的說法，在部分哈爾濱市民中悄悄流傳。這些疑問背後隱藏是這樣一個事實，即普通患者與醫療機構尤其是大醫院發生醫患糾紛，即便權益確實受損，一般也很難討到公道。
“翁文輝是高官親屬”，這樣的傳言其實折射出信任危機–––對衛生主管部門公正處理及對司法機關公平裁決的信任危機。尤其是衛生主管部門，與醫院有斬不斷的利益關聯，甚至與醫院“親如父子”，人們對其能否維護患者利益深表懷疑，加之一些地方衛生主管部門確曾袒護醫院，所以百姓對其心存芥蒂。
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傳言的出現也是公眾對諸多領域內，正義能否最終獲勝表示懷疑的體現。因為道德滑坡、腐敗與體制等諸多方面的原因，公眾甚至已經不對正義能夠僅靠自身贏得勝利抱有信心。所以，在人們看來，正義獲勝一般都是“外力作用”的結果。這折射出的實際是權力大於公理的非健康社會形態。於是人們就難免使用關係甚至行賄方式求取權力介入紛爭，這樣即便最終討還公道，但社會也付出了代價。（河北《燕趙都市報》）
二、事件調查 要能為醫改提供參考
1、傳言紛起 源於司法調查滯後
就筆者所知，哈爾濱“550萬天價醫療費”事件發生至今，至少出現了三起與調查進展情況相關的謠傳：
第一個謠傳：有媒體11月30日披露，11月下旬，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聯手組成調查組，赴哈爾濱對此事進行調查。消息一出，許多人為之一震，大家普遍寄希望于借此機會將中國醫改推向深入，進一步推動政府部門對醫療機構的監管。遺憾的是，很快就有人站出來澄清“報導與事實不符”。
第二個謠傳：有媒體12月1日披露，公安部已經介入調查“天價醫療費”事件，且引用公安部專案組一位官員的話言之鑿鑿地稱：“只要是涉及到案件的責任時，公安部就會介入。”但這也很快被澄清為“與事實不符”。
第三個謠傳：幾天前，一個名為“‘天價醫院’的真相”的帖子，以內部人士的口吻稱：“患者自稱是某領導的直系親屬。”
在如此重大的社會公眾事件面前，司法調查如果屢屢落後于行政調查、公檢司法等部門屢屢辜負人民的期待，民眾還能自覺養成信仰法律、遵守法律的習慣嗎？如果老百姓每每遇事不是首先想到法律，而是想到正義記者、負責任的人大代表或者某些首長的話，我們的法律將會被置於何種尷尬境地？我們的公民何時才能真正生活在公平公正的法制社會?呢？這些，恐怕值得每一個人深思。（湖南紅網）
2、中紀委調查要能為醫改提供參考
據11月30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當有關醫改的討論正在因衛生部對於新方案連番表態而變得更加令人矚目之時，由國家最高紀律檢查機構的中紀委牽頭的調查組進入哈爾濱的腳步聲，顯得意味深長。我不情願看到，中紀委調查組只是奔著那一項“中國之最”的天價住院費而來，我們希望聽到的是，他們的腳步聲能夠與中國醫改的腳步和鳴共振。換言之，我們對於“中紀委介入調查”的期待，恰恰是我們對於醫改的期待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借中紀委調查組對於哈爾濱天價醫療費這一樣本的剖析，來看清中國醫改20多年以來，作為公共產品的醫療衛生行業對於公眾的盤剝。我們需要弄明白，我們的錢是通過一種怎樣的方式，轉移到醫療行業?去的？是的，除了醫療對於公眾的盤剝，在與醫療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患者是否有話語權，看來已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醫患資訊不對稱，也就在於此。
越大的權力資源越不可輕用，因此，對此番中紀委調查組選擇在這一時機適時奔赴哈爾濱之舉，我們顯然不滿足於一個個體的公道，因此，能否給出過去醫改20多年來的一個整體解構，能否總結出一些可資借鑒的教訓，能否給出一個可以防止類似問題的辦法，無疑是中紀委調查組此行所承載的巨大期待。也正在這一點上，中紀委調查組對於哈爾濱事件的介入，應能對中國當下正在進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提供參考與依據。（河南《大河報》）
3、調查不應動用權力資源
繼前日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等部門聯手組成調查組，赴哈爾濱對天價醫療費事件進行調查後，據12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報導，公安部日前也已介入調查，專案組有關人員已經與死者家屬接觸，並取走了一批資料，醫院的帳戶已經被封了。
很難想像，如果不是“天價”得離譜，如果不是患者家屬先後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如果不是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則很可能不會吸引中紀委調查組的關注，那麼，這樣一起事件便會以現有體制下“體內”處理的方式，即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來解決。而這種解決方式存在的弊端，已是人所共知。因此一些醫療體制相對完備的國家，通常由一個第三方的、中立而且權威的部門來處置醫療糾紛，而無需動用像中紀委這樣的權力資源。
但是，“豪華調查陣容”出馬的背後，是既有醫療監管模式的失範。因此，隨著介入部門越來越多越高，筆者的心情也越來越複雜沉重：查清一起醫療腐敗，需要動用這麼多這麼高的部門，如此複雜、高成本、遠距離的“監管模式”可以複製嗎？（北京《中國經濟時報》）
4、中紀委介入顯示民眾救濟管道稀缺
“550萬藥費案”在中國關於醫療改革最熱烈的當口爆開。基於長期以來社會對於“看病難，吃藥難”存在的普遍不滿情緒，這個堪稱中國之最的案件引發了強烈的衝擊波。
翁文輝家屬先後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家屬所以不走“正常”途徑而是遍發舉報信：是出於對既有老子監督兒子式監管模式（本地衛生行政部門監督本地醫院）的不信任，他們嘗試過走正常路子，可“正常路子”給出的調查結果很難讓家屬滿意。
據最新消息報導，中紀委已經派出專門的調查組介入，重要的賬目證據已經被封存起來，同時，公安部官員也已經表示，如果案件進入司法程式，他們也將介入其中。但是，為什麼人們非要把希望寄託在國家一些高級權力機關，為什麼非要他們親臨現場才能得以解決呢？這一事件讓人們思考的問題是，當公民遇到不公正的對待的時候，到底有多少可靠的管道可以實現救濟呢？（北京《21世紀經濟報導》）
三、醫療體制 弊端重重
1、“550萬醫藥費”只是冰山一角
大城市的大醫院應屬管理最為規範的地方，但依然發生管理如此混亂、鯨吞如此無忌的事件，若是換了個地處偏僻、管理鬆散的醫院，恐怕更不可想像。翁文輝事件發生後，中紀委已經介入，但在水落石出之前，人們更關心的是：鯨吞出一個天價可能有人管，一點點的蠶食呢？以天價形式曝出來的畢竟只是冰山一角，整個冰山壓在患者頭上，靠什麼來消融？要是省一級的大醫院都變成了這樣，還有什麼醫院是什麼依賴的？若是沒有什麼醫院是可以依賴的，進了醫院的人都得擔心挨宰，這樣的醫療改革還有“成功”可言嗎？（湖南紅網）
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看似偶然，實則必然。近年來，中國部分醫療機構在走向市場過程中，逐漸將公益性和福利性的醫療服務商品化、貨幣化了，商品市場“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遊戲規則開始演變為醫療市場的潛規則。很多醫院都會為自身發展制定出宏偉藍圖，並具體體現在“一年計畫收入多少”“蓋幾座樓”“購買多少台醫療設備”等硬性指標上。這些遠大目標的最終實現必然要層層分解到醫院的每個科室、每位醫護人員身上，從而使部分醫護人員充當了為醫院創造高額利潤的一線“戰士”。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過度診療”和“重複檢查”等醫療違規行為不可避免。這起事件的始作俑者之一––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ICU病房主任于玲范面對媒體採訪時一語道破天機：“他(患者家屬)要求我們醫護人員全力搶救，全力搶救的代價就是得高額醫療費。”有專家認為，這句話也道出了當前醫療服務的癥結所在。（北京新華網）
2、醫德墮落歸根結底是體制問題
作為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中的關鍵人物，患者翁文輝的主治醫生王雪原日前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採訪。據報導，他認為醫德滑坡是體制問題，從基層的角度來看，是有一些人利用了體制上的漏洞從中牟利。他說，目前，醫務界流行著一句順口溜：“領導幹部帝王化，普通醫護人員奴隸化。”面對生存壓力，白衣天使的道德防線其實很脆弱，這導致了“非常有良心的醫生，另謀高就；差一點的，隨波逐流；最差的，為了逐利不擇手段”。（北京《工人日報》）
王雪原無意當中道出了中國改革中的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那就是越改，管理層權力越大，漸趨“帝王化”；越改，普通員工權利越小，漸趨“奴隸化”。這種“兩化”的趨勢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管理層肆無忌憚地利用手中的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讓全社會來承擔改革的成本。
“哈爾濱天價醫藥費”事件表明，按照“帝王化、奴隸化”的原則進行的改革，必然會進入死胡同。在我看來，這還不單純是合理不合理的問題，而關鍵在於這是根本不可行的。比如“天價醫藥費”事件中，患者承擔了“看病貴，看病難”的成本，普通醫護人員下降為醫院賺錢的工具，分得的利潤有限，還要承擔了社會聲望下降的成本，只有高居食物鏈頂端的醫院管理層，坐吃絕大部分利潤。這樣一種狀況必然會遭到絕大多數人的反對。（河北《燕趙都市報》）
3、官醫勾結 積重難返
從天價醫療費事件的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或許看出一些端倪：此前，患者翁文輝住院60多天花費550萬元醫藥費，他的家屬強烈質疑寫下100多封舉報信，這才引起媒體關注進而在全國掀起軒然大波。為什麼在中紀委、公安部介入調查之前，不見有哪個部門、特別是當地的紀檢監察部門和公安部門前來調查？是因為患者家屬的100多封舉報信沒有一封是寄給當地相關部門的、還是因為當地相關部門接到了舉報信卻無動於衷，所以最後中紀委和公安部這些高層機關才不得不直接介入？
由於新聞中沒有披露更多的詳情，所以我們不敢無端地指責。但是，現實生活中，一些醫院的利益和地方上的官員、權力機構相互勾結，卻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首先，國有醫院的管理者由於其手中掌握的權力資源和地方上的官員發生“官官相護”的情況層出不窮，這包括給地方官員提供特殊的醫療待遇、甚至直接提供經濟利益等，以維持自己的權力地位。
其次，某些醫院淪為暴利部門，就必須懂得奉行“利益均沾”的原則，包括給那些有權管理它們的權力部門、特別是權力部門領導提供某些好處，否則它就難以得到這些權力部門的關照，難以立足。而當權力部門、特別是權力部門官員們從醫院的暴利中能夠分得一杯羹，那麼，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故，死人也好，患者家屬泣血投訴也好，醫院都將得到庇護。從根本上來講，在當代中國，但凡有暴利的地方就必然會有權力的影子，醫院也很難例外。
作為公眾，我們顯然不能夠僅僅滿足於這樣一起個案的被查處。我們更加迫切地期待能夠剷除地方上的“官醫勾結”，使醫院的非法牟取暴利的舉動能夠迅速得到查處。當前中國醫療衛生領域出現的種種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醫療體制本身的問題，更牽涉到“官醫勾結”等腐敗問題。（北京《法制早報》）
4、“以藥養醫”加劇醫患矛盾
是什麼原因使本應以“救死扶傷”為天職的醫生們如此心狠手辣、醫院如此肆無忌憚地亂收費？這或許與國家財力的不足，對醫療機構投入有限不無關係。為了緩解醫療投入不足的問題，政府曾明確“以藥養醫”的政策，允許醫院從藥品和診療中獲得適當利潤，以彌補投資缺口。這種對醫院“只給政策不給錢”的做法，導致一些醫院片面地追求經濟效益，加之監管不力，漸漸地使醫院違背了政府辦醫院的良好初衷，把患者當成了獲取利潤的資源，以至於看病越來越貴，醫患關係也越來越緊張。
這些年，一些醫院大樓越造越豪華，設備越來越先進，錢從哪里來？說醫院是“人民醫院”，具有公益性和福利性，但國家和政府對醫院的投入嚴重不足。據衛生部資料，目前中國衛生總費用結構失衡，個人負擔占衛生總費用的比例提高了37%，政府投入所占的比例卻下降了21%，藥品收入甚至占到有些醫院整體收入的70%（據11月27日《羊城晚報》），醫院不得不在“公益性”和“市場化”的夾縫中一邊“保面子”，一邊“填肚子”。實踐已經證明，這種做法的負效應過大，最終既敗壞了醫風醫德，又坑害了廣大患者，現在已經到了非廢除不可的時候了，期待儘快推行“醫藥分家”，斷開醫護人員與藥品之間的“利益鏈”。（湖南紅網）
為了保障患者的權利，防範醫療誘導需求行為對患者造成的損害，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應當是切斷醫生誘導需求行為和其經濟利益之間的關聯。例如，實行醫藥分家，不允許醫生和醫院從藥品銷售或檢查費用中獲利，就可以使醫生失去了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的動機。
然而，中國在實行以市場化為導向的醫療改革之後，政府對醫院的財政補貼逐年下降，為了保障醫院的運營，轉而採用以藥養醫政策，允許醫院從藥品和診療中獲得適當利潤以維持正常經營。不少醫院為了提高收入，採用科室核算制或承包制，科室創造的收入除完成上繳醫院的任務外，剩餘部分由科室內部的人員支配。為了完成上繳任務，創造利潤，科室往往將利潤指標分攤到醫生頭上，將醫生收入與科室收入相掛鈎。還有一些醫院，甚至採用績效工資制，醫生的收入直接取決於他為醫院創造的利潤。在這種體制下，醫生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準，很可能不顧患者的利益，違背職業道德，對患者進行誘導需求，開大處方、多做檢查、濫用藥物、濫用手術，使患者的醫療費用飛速上漲。（北京《新京報》）
哈爾濱天價醫療費事件，公眾似乎把癥結歸咎到醫生的道德品質問題上，但其實，責任不能全部推給醫生。“以藥養醫”中，實際上被養得最多的“醫”還是醫院，醫藥部門、醫藥行業……追索本源，國家衛生部對醫院的投資和發展投入太少，而迫使醫院放棄公益性，加大市場化趨勢，增強了趨利性和逐利性。550萬元的天價醫藥費，相對大醫院的高成本投入，很多嗎？如果相對大醫院一套價值數千萬元的先進醫療儀器的投入來說，還是不多的。（上海《東方早報》）
四、醫療改革何去何從
1、打破公有醫院壟斷是醫改成功重要前提
對醫改的批評以及對新醫改期待的社會討論，在經歷了前一陣的短暫降溫後，因衛生部網站前天突然公佈高強部長的一次“內部講話”而重新升溫。高強強調並承諾：“將繼續深化醫改，引入社會資本，改變醫療服務基本由公立醫療機構壟斷的局面。”我們注意到，高強的講話是11月10日，正是在“天價醫療事件”尷尬公佈之際。
以往，每每輿論宣導大力培育和發展醫療服務市場，總有人站出來反對說：“因為私營資本追逐利益是天性，這將導致醫療服務價格大幅抬升”云云，言外之意，醫療服務市場開放不得。還有人進一步做文章，聲稱“百姓看不起病，市場開放就是直接誘因之一。”其實，這些論調十分荒謬。依據整個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價值取向，在當下的中國，政府對醫療保障的投入，理當主要集中或至少傾斜于建立社會基本醫保制度的投入。即，用於對民眾的多種形式的直接醫保補貼。若著力點置於此，再外加充分開放醫療服務市場，政府同時加強監管，那麼在充分有序競爭下，只要假以時日，醫療服務價格必回歸到合理價位，實現受服務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雙贏。
我們認為，打破公有醫院壟斷，首先取決於各級衛生部門自身職能轉型，堅決從既得利益的糾纏中抽身–––只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這是醫改成功關鍵所在。（上海《東方早報》）
翁家為救老人之命，竟然花費550萬元的鉅資，這對還處在中低收入階層的絕大多數老百姓來說，的確是個天文數字。
為什麼看病這麼昂貴？公立醫院的壟斷經營是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據衛生部2003年的統計資料：全國公立醫院占醫院總數的96％，社會辦醫院僅占4％。這說明在近20年的醫療改革中，公立醫療機構的壟斷局面始終未能改變。由於“壟斷”，醫療業界缺乏強有力的競爭，醫療消費者也只好任其“宰割”。現在已經不只是中低收入者感到“看病貴，看病難”，就連高收入階層的人也覺得醫療收費“受不了”，
破除了“壟斷”，就會形成強烈的醫療市場競爭態勢，哪家醫院收費貴、服務差，醫療消費者自然就不會去了，市場調節的功能自然會在平抑醫療價格中發揮作用。群眾反映強烈的“看病貴，看病難”也將會趨於緩解。
由此可見，醫療改革還須解放思想，拆除“樊籬”，吸引民間資金乃至外資，允許和鼓勵多元化醫院的發展，同時在政策上給予公立醫院與民營醫院公平的競爭環境，以期民營醫院在競爭中較快地發展壯大，增強其競爭能力。這樣，也可以從一定程度上緩解國家對醫療事業資金投入的困難。（湖南紅網）
在討論醫院體制改革的時候，有必要注意，改革並不是只能在國有化與市場化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其實，還有一個第三條道路：社會化。高強提出，一方面，通過改革將一部分公立醫療機構改制，由社會力量舉辦；另一方面，吸引社會資金投入，創辦醫院。看起來，社會力量、社會資本、私人資本將成為醫療事業發展的重要依託。
公立醫院並不一定要由政府直接來管理。目前，大型國有企業現在正在建立相對獨立的董事會，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引入外部董事。仿照這一制度，公立醫院也可以設立董事會，作為醫院的決策機構，其人員則由政府代表和外部董事共同組成，外部董事代表公眾，監控醫院不至於墮落成贏利性企業。
通過對公立醫院治理結構的變革，通過引入社會力量舉辦的非贏利性醫院，大體上可以構造出一個社會化的醫療服務體系，在此之外，再輔之以部分商業化醫療機構。政府的責任則是進行公平的監管，假如要提供補貼，則應當對所有非贏利性醫院平等地提供補貼。這種補貼的分配應當是競爭性的，以激勵各醫院削減成本，改進服務，吸引患者。
總之，醫院體制改革似可樹立一種觀念，那就是，醫院作為一種帶有強烈公益色彩的服務機構，應當、也可以由社會自己來創辦、管理。（北京《新京報》）
2、醫院“自我監管”不可行
為什麼越來越看病貴看病難？為什麼醫患關係越來越緊張？醫院為什麼越來越背離政府辦醫院的初衷？醫院為什麼越來越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醫院為什麼越來越把患者看作利潤的來源？問題的核心，直指被稱為“改革不成功”而自己不承認的醫療體制上。在現有的體制環境下，醫院已完全發展成了處在壟斷地位上的既得利益集團。如果不從“大腦”“心臟”“骨髓”?動刀，所謂醫改是很難治癒既得利益集團那骨子?的重症的。
從哈爾濱“天價住院費”事件中，我們不難看出：目前還是醫療衛生部門在“自己管自己”。這家醫院自己組織的調查組，對這一事件的調查結論是：“醫院對於該患者不是多收了，而是少收了。”那位醫院調查組的主要負責人、紀檢書記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居然還說：“我們二院我可以說就是一所人民的醫院、一所農民的醫院，要用過去的話來講，就是一所貧下中農的醫院，我們就是為患者所想，急患者所急，從來不用自己的特權去索取自己身外的任何利益，我們的醫護人員能夠做到。”不管事件的結論最終如何，這位紀檢書記的話多少都給人一種“包庇”之嫌，有些像是在“睜著眼睛說瞎話”，也像是在自欺欺人。
對於這類現象，有關人士曾打了一個很形象的比方：若把衛生行政部門看成“爺爺”，則“爺爺”懷?摟抱著醫院這一自己的“親生兒子”；若把醫院看成是“老娘”，那麼，她肚子?懷著紀檢監察的“嬰兒”，一根“臍帶”牢牢牽著雙方。上述事實正好印證了這種說法。
由是觀之，依靠醫院內部甚至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監管醫院的醫療行為是乏力的，也是失效的，繼續沿用這種“管辦合一”、“自己管自己”的監管機制是不可行的。據媒體報導，中紀委已與相關部門聯手組成調查組，介入對哈爾濱“天價住院費”事件的調查，衛生部迫於強大的輿論壓力，也於近日聲稱“將徹查哈醫大學附院天價治療費用案”。但這樣高規格的調查組，不可能查及所有的醫患糾紛案，關鍵還在於建立一個相當穩固且具長效的外部監管機制，方可對醫院的收費行為實施有效的監管。（湖南紅網）
3、要形成醫療市場自我淨化機制
中國普通老百姓面對的是一個近乎壟斷的、缺乏競爭且資訊極端不對稱的醫療市場，而醫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老百姓只要經濟能力勉強還能支撐，對醫院的選擇就會“只選高等級的不選低等級的”。而現有高等級醫院並非市場選擇的結果，而是行政授級和行政投入的結果。中國公共醫療資源80%以上投到城市，而其中的絕大數又投入到城市?面的三級甲等醫院！
在這樣的背景下，遭遇形象危機的哈醫二院會面對什麼樣結果？對此不敢樂觀。也許，它既不會被罰賠得破產或傷筋動骨，也不會丟掉在當地屈指可數的“三級甲等醫院”這個牌子；即使有形的牌子被有關部門拿掉，無形的牌子––多年財政的巨額投入還在那兒。
由是觀之，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醫療市場的自我淨化機制遠未形成。進而，在現有“管辦合一”體制下，對於所謂監管也不可能寄予太高指望。也就是說，只要“管辦合一”體制不改，一個健康的醫療市場就很難形成。（上海《東方早報》）
重典才能治亂。對日益放肆的醫院亂收費行為，政府主管部門絕不能搞溫情主義，心慈手軟就是對違法行為的縱容。對那些情節嚴重的違法違規行為，一經查實，應該公開曝光，嚴肅追究直接負責人的行政、法律責任，其“三級甲等”之類的招牌也應該給它摘掉，讓醫院名聲掃地。（上海《第一財經日報》）
4、醫生獨立可以遏止醫療腐敗
醫院、醫生管理的高度行政化，使醫生實際上依附于醫院，如醫生職稱的管理、專家資格的評聘等全都依附于醫院行政系統，導致醫生成為醫院牟利的工具。在天價醫藥費問題上，作為主治醫生的王雪原就一再被冒名開處方。因此，中國必須讓醫生成為獨立的、不依附於醫院的利益群體。
在國外，醫生獨立早已經是成功的事實。國外的醫生大都自己開業，一般好幾個醫生一起合租一棟房子。一般病人有病先到私人開業的醫生那?去就診，除非需要特設的檢測、手術、住院或者急診才上醫院。國外的整個醫療體系也是圍繞著保險公司管理風險而展開的，醫生其實是保險公司防範風險的一種金融工具(而非像我們這?是醫院和行政體系的牟利工具)。選擇醫院、醫生的權利在保險公司和個人，保險公司通過控制醫院和醫生來控制醫療成本，賺取利潤。好醫生的醫療費用反而更低，服務品質卻往往更高，其擁有的客戶自然也越多。這樣，醫德、醫術的價值自然而然就突出出來了，而醫、藥分家的問題自然也迎刃而解。（北京《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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