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公布具體目標 注入減排強心針
1、中國減排舉世矚目 展現對抗全球變暖決心
哥本哈根峰會前，中國承諾到2020年單位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向世界展示了對抗全球變暖的“中國決心”，被外媒視為中國積極主動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大亮點。這一決定，不但表現中國克服自身經濟壓力應對氣候變化之決心與誠意，還起到了督促其它發展中大國也“早作決斷”的作用，為全球對抗氣候變化的行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因而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積極評價。（香港中評網）
中國本來以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拒絕具體的大規模排廢指標確定，並設定了西方國家必須提供資金和技術，中國才能行動的前提條件。但是，中國經濟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一場金融風暴又把中國推上了幾乎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大國地位，再加上中國國內環保的大幅度惡化，這就促使中國領導層改變思維方式，採取積極行動，制定具體排廢目標，以爭取一箭三雕的戰略利益，首先展現中國的大國責任，為中國走上世界領袖地位奠定條件；第二，借此改善中國的環境困境；第三，以環保促進中國在清潔能源等領域奠定世界第一的地位，形成中國經濟持續成長的產業新支柱新亮點，把花錢的環保變成賺錢的“金蛋”。（美國《世界日報》）
2、峰會熱炒“中國責任” “中美共治”之說不切實際
本次哥本哈根峰會，說到底是全人類討論在地球村遭遇危機時，各家村民如何做到“有錢出錢，有人出人，以共克時艱”。但令人遺憾的是，發達國家仍然抱著“中國責任”觀點，明裡暗裡地為中國套上了個“中國責任”的帽子，意在通過輿論壓力，逼迫中國就範西方發達國家勾畫的所謂“丹麥文本”。而“中國責任”另一個層面的解讀就是，知道中國人好面子，追求“大國之夢”多年，大國必有大國之責任，尤其是在碳排放問題上，中國這個“大國”就更應該付出更多的代價了，似乎在西方發達國家的邏輯裡就應該這樣。（北京中國經濟網）
就在談判處於膠著之際，一直視中國為“頭號排放國”的西方國家，一改以往的“環境威脅論”論調，對華態度變成溫情脈脈地誇獎。當中或有對中國真心誠意的期待，也不排除別有用心的“捧殺”。無論是渲染“環境威脅論”，還是力推“氣候領袖”，發達國家都是希望中國承擔更大的減排負擔，以期在這場國際政治、經濟和國際關係的重新洗牌中，贏得最大利益。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減排壓力，歐美國家甚至希望中國能做出到2020年達到峰值的量化承諾。對此，中國氣候專家堅定認為，必須清晰地定義發展階段和歷史責任，而不能盲目充當“國際領袖”。（香港《文匯報》）
而美國氣候談判特使Tod Stern還莫名其妙的提出，針對氣候變化領域所謂“中美共治”的提法，拒絕為中國提供氣候資金援助。中國和美國並不處於同一起跑線：美國排放時間長，中國排放時間短；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是京都議定書簽約國，美國不是京都議定書簽約國，責任和義務有本質區別。將中美兩國相提並論，沒有法律基礎，也不符合事實。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減排上以自己的行動受到發展中國家的好評，而美國定的減排目標太軟弱，不少國家對其最新二氧化碳減排目標產生質疑。為了轉移視線，減輕壓力，美國氣候談判特使總是咬住中國不放，Tod Stern提出的“中美共治”，是混淆是非，不分主次，有意識的攪局，這使得原本就難解難分的談判更為艱難。（北京中國網）
3、中國立場越發強硬 外交政策已有嶄新定位
觀察家注意到，在本次哥本哈根峰會上中國立場相當“強硬”。中美兩國談判代表發生正面言辭衝突，其激烈程度在近年來的國際場合鮮少聽聞。整個爭執的焦點是溫室氣體減排幅度和時間表，最大分歧是各自究竟應該承擔何種國際責任。雙方之間針鋒相對的姿態，使兩國前個時期相敬如賓的外交氣氛一掃而光。
在國際事務中，美國的務實和善變早已是眾所周知，偶爾翻臉變卦也不足為奇。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外交姿態的轉變。在此次會議上，中國官員一反常態，不再“韜光養晦”，不再鴨子劃水般搞低調外交，而是高調亮相、高調發聲、高調出擊。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與美國進行對抗之時，中國對其他發達國家也是左右開弓。國家發改委負責氣候變化事務的司長蘇偉在記者會上直接用英語批評歐盟的減排目標“不夠”，指責日本為減排設下了“不可能”的前提條件。與此同時，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在記者會上同樣以英語指責說，美國談判代表斯特恩的有關言論“缺乏常識”，而歐盟準備為窮國提供的減排資金微不足道，“我懷疑他們的誠意”。（新加坡《聯合早報》）
由此可以看出，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對自身的角色和策略似乎早有清晰的定位：若繼續深藏守拙、韜光養晦，結果只會悶聲吃虧、被動挨打；若自己超然於發展中國家之外，不站出來為它們主持公道，自己就會失道寡助、孤立無援。（香港中評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