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走了回頭路 民主輸出新失敗
顔色革命熱潮不再 西方模式遭遇水土不服
5年多前被一場“橙色革命”沒收了總統寶座的亞努科維奇，2月8日以微弱的選票優勢戰勝“橙色革命”中的“女英雄”季莫申科，將成為烏克蘭新一任總統。至此，烏克蘭“橙色革命”被認為徹底失敗。這個當年“民主”最著名的試驗場的最新局面令世界感到驚駭。除了烏克蘭，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也都在過去5年多裡從狂熱歸於平靜，只留下大國在這片土地上博弈的傷痕。“顔色革命的標簽當時在一些國家被貼得太高了，現在看來它不過是一場帶來騷亂的不成功的改革。”中國學者薑毅對《環球時報》說。他認為，顔色革命的失敗給中國社會提供了新參考點，其實20多年來，柏林墻以東發生的事情一直被中國社會高度關注。“東歐和獨聯體發生的混亂，是中國人傾向於穩定和漸進式改革的重要原因。”薑毅對《環球時報》說。
一名分析人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從格魯吉亞到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顔色革命”雖然取得某些方面的效果，但整體來說是失敗的。不僅沒有改善國家的經濟狀況，而且在政治上也造成動蕩。“顔色革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遏制俄羅斯而贊助進行的，意在挖俄羅斯的墻腳，但西方模式在這些獨聯體國家遇到了水土不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夏義善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尤先科落敗，亞努科維奇重新崛起，可以說是對“顔色革命”的一次最終否定。以尤先科為代表的親西方領導人曾對西方寄予厚望，以為能得到西方很大的支持，經濟援助會滾滾而來，但這些一廂情願的想法最終泡湯。徹底擺脫俄羅斯的做法不僅把烏克蘭置於與俄糾紛不斷的尷尬境地，也激起烏東部俄族人的不滿。正因如此，尤先科早早就遭到民眾的背棄。（北京《環球時報》）
民生未有實質改變 顔色革命只是公關運動
早期“天鵝絨革命”是指如天鵝絨包裹著的革命，連一塊玻璃都未被打碎。自2003年格魯吉亞爆發“玫瑰革命”後，革命中引入了很多符號主義因素，“天鵝絨革命”轉型為“顔色革命”，2004年後半年發生在烏克蘭的革命，便以基輔遍布街頭的栗子花橙色為革命符號，也謂“橙色革命”。
但顔色革命有其先天缺陷。顔色革命事實上是早期“天鵝絨革命”的翻版，它的第一訴求就是遏制當權者動用武力的可能性，盡量縱容示威者示威的規模、力度，不斷地挑戰當權者的極限，但又最大限度地保持“和平抗爭”的形象。所以，從社會功能上看，顔色革命只不過是個公關運動，一旦公關目的達到後，它就有可能背離最初的設定目標。（廣東南方報業網）
而且，顔色革命更偏愛“欺騙性政治”。“橙色革命”時鬧出了尤先科“中毒事件”，英國《每日電訊報》數日前一篇評論中寫道，毒藥風波過後，尤先科如願登上了總統寶座，西方如願得到了一個親歐親美的波蘭領導人，而尤先科的臉也奇跡般恢復到“白馬王子”時代，誰能說這不是“陰謀論”的一部分？
最關鍵的是，顔色革命的正當性需要實際支持。烏克蘭顔色革命的凋零，在於顔色革命受益者並沒有治理好國家的經濟，從而自動失去了繼續受益的正當性。烏克蘭顔色革命的歷程表明，顔色革命只是過渡性革命，它本質上甚至連革命都稱不上。如格魯吉亞“玫瑰革命”的受益者當權後，一樣殘酷鎮壓示威抗議者，並隨意點燃戰爭導火索，經濟倒退，人民處境並未實質改變。（北京《中國經營報》）
奧巴馬日子不好過 “大國角力”思路必須放棄
現在，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日子真的不好過，可謂任期一年剛過就內外交困。對內而言，經濟恢復的速度緩慢，與歐盟國家的龐大債務“交相輝映”，極有可能引發第二波金融海嘯，至於在白宮召開跨黨會議，企圖挽救陷入死胡同的健保改革計劃，也是前途未蔔；對外而言，問題更為嚴重，從伊拉克撤軍已成定局，但即使發動對阿富汗塔利班武裝的最大進攻，完勝的機率也是零。而在伊朗，濃縮鈾的提煉加快，美國主導的制裁措施遲遲難以出爐。更為嚴重的是，在東歐“顔色革命”風暴中建立起來的親西方政權，也因為改革無望，走了回頭路，烏克蘭就是一例。
在激烈的總統選舉中，親俄羅斯的前總理亞努科維奇卷土重來，領先親歐盟美國的現任總理季莫申科，烏克蘭再度變色已在眼前。美國知道得很清楚，因為經濟不景氣，債台高築，對待在顔色革命中上台的親西方政權，除了在軍事上將其納入北約陣營，甚至鼓勵其參與飛彈防禦系統，在經濟上將其納入歐盟大經濟圈，其他實質的援助已經不多，根本不能像戰後馬歇爾計劃那樣，用美國龐大的資源幫助這些國家重建。因此，“顔色革命”成功的國家，無法利用市場經濟提升國民生活水準，度過制度建設期的陣痛，再加上領袖人物的個人特質瑕疵，導致“顔色革命”敗下陣來。（香港中評網）
由此可見，在奧巴馬帶動美軍撤出伊拉克之際，極有可能就是美國在全球戰略上大潰敗的序幕。面臨這樣棘手的局面，奧巴馬是否應該思考全面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思路？很清楚，美國在世界上處處碰壁，包括在伊朗問題上的束手無策，在東歐影響力的下挫，不是因為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小國家敢於對美國說不，對美國領導的各類制裁毫不在意，而是因為世界經濟的重心已經東移，中國的快速崛起導致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大增，而淪為二流大國的俄羅斯在經歷了制度轉型的痛苦之後，重新參考中國的發展模式，在政治強人普京的領導下，重振昔日雄風，對舊蘇聯加盟國的影響力也是與日俱增，這兩個大國成了小國抗拒美國的最大後台。
除此以外，美國必須看到，在亞洲和東歐國家的所謂制度之爭背後，常常糾纏著民族矛盾和歷史恩怨，烏克蘭就是典型的例子，要解決這樣的民族矛盾，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發展經濟，共同富裕，這一點做不到，各方就會以制度之爭、意識形態之爭的形式，尋找大國的支持和奧援。
由此可見，奧巴馬要改變目前的對外困境，必須放棄“大國角力”的思路，改采“大國合作”的思路，當然，奧巴馬不會輕易放棄“美國第一”，但今天美國的第一不能靠壓制其他大國，或者遏制其他大國的方法來獲取，相反，應該與大國協商合作，制定共同的遊戲規則，來維持區域的穩定，來維持全球化的健康發展。美國和中俄都不應該挑戰對方的核心利益，更不應該搞“代理戰爭”或者“代理遏制”。現在伊朗的態度，烏克蘭的轉變，難道不是對美國這個“超級強國”的羞辱嗎？（美國《世界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