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之後，中國崛起的步伐明顯加速。但中國的崛起不應當只是一個普通國家的崛起，而應當是一個文明國家的崛起。中國貢獻給世界的不能只是商品，也應當有文化。只有在此基礎上，中國的“和平崛起”才有可能開創一條新的大國崛起之路，帶給全世界一個新的國際秩序。
文明的復興
近10年來，全世界範圍內最重要的變化無疑是兩個，一是美國由於兩場戰爭及金融危機而日形衰落，二是中國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推動下迅速崛起。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的各種危機紛紛暴露出來，而中國經濟一枝獨秀則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的時間突然提前。因此，“中國崛起”、“中國威脅論”再度成為西方媒體熱議的話題，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也熱鬧非凡。
關於“中國模式”的論述中，張維為是2011年最值得關注的學者。張維為認為，中國崛起不同於以往的東亞四小龍或其它國家。以往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崛起”本身是學習和效仿西方文明的結果，從政治制度到社會文化、經濟增長等各個層面而言，本身並不對西方文明傳統構成挑戰。中國雖然也向西方學習了不少東西，但同時也保留了許多自身的特色，其中既有歷史上形成的，也有新中國建立以來所積累的，無論政治、經濟還是社會、文化，都有一套自己的模式，並不與西方完全相同，從而構成了對西方文明的挑戰。
舉例言之。時人多認為中國沒有民主選舉，因而政治制度落後，應予改革。但張維為則認為，中國的省級行政區的面積和人口規模都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規模，而中國領導人在進入中央高層之前，多數擔任過兩任或兩任以上的地方領導人，因此，中國高層領導人雖然不如西方政治人物那樣能言善辯、善於應付媒體和維護形象，但往往管理經驗豐富，了解實際情況，決策行政都比較務實，不會為了一時的選票而做出什麼傷害國家利益的事情。
實際上，早在2005年，著名學者甘陽也指出過這一點。甘陽認為，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國與其他非西方文明是不一樣的。中國在歷史上和西方沒有任何關係，是完全外在於西方的，西方也完全外在於中國。正如黑格爾說的，中國是一切例外的例外，邏輯到了中國就行不通了。
所以，西方人最盼望的是“中國能夠規規矩矩地進入文明世界”，也就是按照現有的由西方國家制定的標準、價值觀和規則“崛起”。因為他們已經知道，中國的崛起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談論這一點毫無意義，有意義的問題只是中國會以何種方式崛起，會對西方主導的世界帶來什麼。因此，歐洲頂級智庫的研究人員已經開始研究，中國人如何思考問題，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如何看待西方的文化等等。因為西方很清楚，中國崛起將會改變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規則，乃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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