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與前幾屆日本政府頒布的白皮書相比，新版白皮書在其第一部分“日本周邊的安全環境”中，史無前例地對各種威脅的前後順序進行了結構性調整，將亞太地區安全環境(強調傳統國家威脅)前提至第一位，而以往首先強調的國際社會主要安全問題(主要包括各種非傳統威脅)則退居其次。這顯示出日本政府對其安全環境的判斷出現了重大變化，認為日本面臨嚴峻挑戰，而其中的傳統國家威脅地位上升，非傳統威脅地位下降。
由於應對非傳統威脅更傾向於採取國際合作的方式，應對傳統威脅通常則意味著對抗甚至發生軍事衝突，因此，新版白皮書對周邊安全形勢的判讀可能是日本防衛政策發生進一步變化的一個危險信號。 日本外務省曾在解密文件《日本外交的過失》一文中總結道，“絕不應該只考慮條約等文件的字句，而忘記深層的政治意義、影響等根本問題。”同理，我們也不應僅僅只看到白皮書表面上的文字和邏輯結構，更應該深刻研究其潛藏的意圖以及分析本屆日本政府防衛政策的實質。
回顧自1970年以來歷屆日本政府頒布的《防衛白皮書》，不難看出日本防衛政策的發展趨勢，其防衛目標從主要防範俄羅斯轉變至主要防範中國，其防衛政策從“回歸亞洲”政策轉變至“強化日美同盟”，其防衛原則從“專守防衛”轉變至“主動先制”，其防衛思想從“基本防衛”轉變至“機動防禦”。
如果說2011年版《防衛白皮書》反映了菅直人政府關於“整軍、聯美、防華、走出去”的防務戰略方向，那麼2012年版白皮書則為實現這一目標找到了一個“現實理由”，為日本進一步拋棄戰後制定的“專守防衛”的和平憲法，加速向軍事大國邁進提供了墊腳石。
必須引起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很大程度上把導致形勢嚴峻的原因歸於中國。特別是在釣魚島問題上，自執政黨民主黨政權放棄領土問題擱置爭議的處置方式，轉而採取不承認論調之後，中日兩國關係急劇下降。7月26日，當有議員問到釣魚島問題時，參加國會辯論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彥甚至表示，“在尖閣群島(即我釣魚島——作者注)問題上，如果發現周邊國家有不法行為，政府準備使用自衛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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