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成本—收益”權衡是美國在南海和釣魚島所持立場的基礎，美國行為的底線是運用“巧實力操縱”獲得太平洋世紀的主導權，而不是在南海和釣魚島為菲律賓和日本與中國全面對抗(開戰)背書。因此，在短期，提高我們國民輿論冷靜理解南海和釣魚島問題的理智是當務之急；提高我們精准剝離美國的流程收益、增加其流程操縱成本是急中之急。
精准應對有兩個頂層設計原則。第一，增加美國在南海和釣魚島周邊操縱衝突的國內決策成本。太平洋東西間距2.1萬公里，美國人要越過90%以上的太平洋面逼近到中國近海和內海區域，其力量輸送和維持成本是中國的十倍以上，只要我們控制衝突但又讓美國保持軍事規模在成本不舒服的邊際程度，其內部的決策成本就會增加。又如，以基辛格為代表的美國共和黨政治力量，提倡太平洋兩岸應實現“合作均衡”，反對希拉里的“遏制均衡”，我們可以通過一些設計，增加共和黨在美國國內的發言權，從而增加民主黨對華遏制政策的決策成本。
第二，增加其盟友合作成本。美國人持“俠義哥”立場、冒與中國全面開戰的風險與盟友單邊經營太平洋世紀的可能性近乎於零。李明博登獨島事件，標誌著美日韓的合作因為盟友爭端撕開了一個口子。我們要策應韓國等在領土爭端上與中國有共同立場的國家，增加美國與盟友合作對付中國的成本。讓美國及其傳統盟友充分意識到與中國在對抗條件下實現太平洋世紀的目標是不切實際的，甚至連衝突操縱行為也是增加風險成本的。
總之，我們應該以良性合作博弈為出發點，在邊際應對上刺激美國人，多做迫使它增加決策成本的事，從而從經濟成本上教育和引導美國人以更加負責任的態度，對待太平洋彼岸的中國。（作者：曹和平——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