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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街被摔女孩的母親（左一）在兒童醫院苦苦等待著“奇跡”的出現 |
中評社香港7月28日電／美國《僑報》7月27日載文《我們該如何反思社會》，摘要如下：
機場人彈、超市砍殺、計生血案、女童擲亡，大陸最近的極端暴力事件密集發生，暴戾之氣霎時間似乎在整個社會蔓延開來，由此也引發又一次輿論紛爭。網絡上，質疑這個社會怎麼了，進而一味歸咎“公權行凶”、“體制之弊”、“報復社會”；部分官媒，則代表權力進行譴責、“審判”，對於事件源頭的追溯僅僅浮光掠影。
分析最近發生的極端事件，武斷地得出它們都有報復社會動機或深層體制之弊的結論是不可取的。實事求是的看，比如北京家樂福超市砍殺案、廣東計生局血案的行凶者都有過精神病治療經歷，與社會不公、體制之弊並沒有直接、必然的聯繫；而北京兩歲女童被摔地死亡案的行凶者，也是曾被判下無期徒刑剛剛獲減刑出獄，本與文明社會不容的個體的人性泯滅，也上升不到社會戾氣充斥。因此，每當發生惡性案件就歸咎社會不公、制度之弊是違背事實的，陷入“輿論暴力”陷阱而彌漫恐慌、不安的社會情緒是非理性的，而那種由不安導致的效仿暴力行為的社會心理更是危險、應予堅決抵制的。
但也應當看到每個事件背後掩藏的源頭。機場人彈等事件背後確實隱藏的被社會反思已久卻始終未曾得到解決的制度惡疾及社會不公，這些惡疾和不公絕非剛剛表現出來，城管之惡早已被大眾深惡痛絕，上訪人群權利的長期被忽略也早已是觸發許多惡性案件乃至群體性事件的推手之一；精神病患者群體的治療、其個體權益的保護與公共安全的維護之間，還有太多值得討論；甚至帶有偶發性質的計生血案亦間接指向計生、戶籍政策存在的問題；還有摔死幼童的行凶者，監獄對罪犯的改造功能、對罪犯的減刑是否提前放過了“壞人”，都應值反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