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0日電／據中國日報報道，美國當前正面臨多重內部挑戰，但執政者延續“內病外治”的做法，不去解決問題，而是向外轉移矛盾，仍執迷於搞大國對抗，如挑起對華貿易戰，抹黑中國倡議，炒作“中國威脅”，拉“小圈子”孤立中國，甚至在台灣問題上危險試探。這些做法只能在決策圈裡制造“反華共識”，卻無益於彌合日漸分裂的美國社會，反而只會阻礙美國內外部問題的解決。
當前美國面臨多重內部挑戰，其通貨膨脹達到40年來的最高水平，社會分裂也不斷加劇。究其根源，美國長期不能正視內部問題，片面強調“外來威脅”，導致弊病越積越深。
美國國內困境固然與外生性危機有關，但更主要是由自身社會經濟矛盾積累所致。由於缺乏社會和黨派間的共識，美國難以針對這些“慢性病”推動系統性改革。美國在應對短期危機時行動力較強，但僅有應急之策，缺乏長期規劃，可能帶來滯後的負面影響。
例如，美國在2020－2021年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擴大至10％以上，同時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這些為應對疫情采取的紓困措施共同導致了2022年的高通貨膨脹。而在一些社會治理問題，例如新冠疫情防控上，美國政府受困於民意分裂，難以制定統一有效的政策。在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持續發酵的社會經濟問題又加劇了社會分裂和社會焦慮，助長民粹運動和反智主義，加大社會治理難度，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政學界人士指出，要打破改革受阻與社會分裂的怪圈，美國須尋求社會共識，而建立共識的基礎是傾聽社會訴求、切實改善民生。2020年9月，卡內基基金會發布《使美國外交政策更好地為中產階級服務》報告，建議正在競選總統的拜登以外交為抓手，團結國內社會。報告認為，美國政府長期執著於“維護美國主導地位”“新冷戰”等對抗思想，而不是設法解決關乎民衆切身利益的國內問題，長此以往當然無法團結社會。相比向外轉移矛盾，該報告強調，應通過建設性的國際合作帶動國內改革，進而提升美國的長期經濟競爭力。
然而自2021年以來，美國事實上走上了“新冷戰”的老路，變本加厲地推動大國對抗。其根本原因在於，美國的精英們雖已意識到美國的症結在國內，卻仍執迷於大國對抗。卡內基報告建議美國與“價值觀相同”的盟友展開合作，但忽視了與其他國家的平等對話。＜nextpage＞
此外，為推動國內改革計劃，以及推銷“重建更好世界”等國際合作方案，美國政客也慣於公開炒作所謂的“中國威脅”，抹黑中國發起的國際合作倡議。盡管多位美國高官均表示不謀求“新冷戰”，但“價值觀外交”仍導致中美博弈激化，對於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更是有害無益。
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引發了一場全球性危機，轉而加劇了其自身的國內困境。例如，美國發動的對華貿易戰、經濟制裁、技術禁運等都破壞了全球供應鏈，供應不足又推高了美國通貨膨脹；再如，美國執意將新冠疫情等問題政治化，導致大國間難以展開政策協調，全球治理舉步維艱。
通貨膨脹和能源危機也對拜登政府的最大國內政績——總投資額1．2萬億美元的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產生負面影響。截至今年6月，美國建築業成本相較一年前上升8．6％，各州基建招標已出現最高超出預算30％的高價，這意味著拜登的基建計劃將大幅縮水。
美國的“自由主義鷹派”沉湎於冷戰後美國的單極霸權，認為美國可以通過組建“價值觀同盟”，將中、俄等國排除在國際體系之外，單方面制定國際規則，解決全球性挑戰，并創造有利於中長期內政改革的外部環境。
但當今的國際秩序是高度聯結的多極化格局，大國對話與合作對於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治理發揮著關鍵作用，對於美國經濟正常運行也不可或缺。相反，失控的大國對抗則會帶來負面連鎖反應，衝擊全球政治經濟體系，即使“高懸海外”的美國也無法獨善其身。
美國的“價值觀外交”并未在分裂的美國社會促成任何共識，卻在華盛頓的決策小圈子裡制造了“反華共識”，阻礙了美國政府通過對華合作解決內外問題。例如，特朗普時期對華加征的關稅至今仍導致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每年增加510億美元的支出，美國政府卻遲遲不願在關稅問題上“示弱”。
飽受危機困擾的美國政府近期在中美關系上軟化立場，例如國務卿布林肯在中美外長會面時提出“六不”承諾，就中美對話發出積極信號。但是，一些美國政客仍固守“冷戰思維”，意圖通過對華“極限施壓”獲得談判優勢，在台海等熱點議題上反複試探，這對解決美國內部問題有百害而無一利。美方必須從近期危機吸取教訓，意識到中美對抗不是施政的有效抓手，只有改變 “冷戰思維”，通過大國對話與合作才能取得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