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美國尋求打消歐盟國家萌生的一切戰略自主衝動。烏克蘭危機為此創造了絕佳的機會，因為美國及其東歐盟友設法在資訊空間製造了道德恐慌時刻，在這種情況下，沒有辦法清醒地瞭解這場危機的前因後果。向烏克蘭供應武器的戰略決定是在媒體和激進民眾所施加的巨大壓力下作出的，沒有同時對後果作出分析。一些領導人和精英人士原本能夠獨立、清醒地思考俄歐關係陷入嚴重危機的後果，如今他們卻成了少數派，無法發聲。
第四，美國不想讓烏克蘭出現具有象徵意義的失敗。在過去的一年裡，西方向它投入了大量經濟、政治和象徵資本，烏克蘭在西方眼中成了與東方對抗的鬥士。在這裡歐洲文明與野蠻東方展開鬥爭的古老情節再次上演。對西方而言烏克蘭的失敗具有敏感的象徵意義，會在許多現在積極支持烏克蘭的知識分子心中留下“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
第五，美國沒有放棄它的意識形態要務，即捍衛它所說的“自由”。美國認為烏克蘭的國內局勢體現了這一意識形態要務。澤連斯基政府配合這樣的敘事，讓自己在西方眼中符合“自由世界對抗非自由世界”的意識形態歸類。
第六，促使歐洲激活本地軍工產業並重新走上軍事化道路。美國認識到，單靠美國的力量不可能實現長期的軍事對抗。此外，在不遠的將來，美國要將資源轉向太平洋地區的對抗。因此，在歐洲戰區華盛頓正在尋找激活歐盟軍工複合體的方式，讓歐洲國家的國防預算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至少提升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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