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都市圈”面臨的軍事威脅
海灣戰爭後，以美國爲首的西方軍事强國均將海上力量對陸上目標的打擊能力作爲發展重點。專家認爲，地球上70%的居民生活在距海岸綫320千米以內的陸地上，有近80%的國家首都距岸邊不超過500千米，即處在海軍海上火力射程內。因此，西方海軍强調海上作戰不但要剝奪敵方近海、近岸的制海、制空權，而且要剝奪敵方距海岸綫1000千米內的制陸權，主張海軍應大規模直接參加陸戰，從近海、近岸發起對陸戰爭，以增强海軍對陸上戰局進程的影響力。從近幾場局部戰爭來看，爲了壓制敵防空火力，達成打擊的突然性，减少傷亡，主要軍事力量一般都滯留在目標國家周邊海域，而以艦載機和巡航導彈爲先導實施遠程打擊。
從海上對我陸上目標實施打擊將成爲强敵對我動武的主要方式 鑒于我國近海防禦能力有限的現實，美軍這樣的强敵可能主要活動于一、二島鏈之間，使我沿海地區、首都和大部分縱深地域均處在其艦載機作戰半徑和艦射、艇射對陸導彈攻擊距離之內。火力突擊距離的增大使美軍武器平台可以在公海上對我重要內陸目標進行打擊，這不僅使以往我軍近海防禦的戰略思想受到挑戰，而且“打載具、打平台”的通用戰法也可能因爲我武器射程的局限而無法實現。更重要的是這一變化將使我“近海防禦”戰略中依賴的陸上遠程兵器的部署不得不向內陸收縮，但由于東南沿海地形局限和武器性能限制，致使部隊在內陸的部署會更趨複雜。例如，常規彈道導彈雖然多部署在東南沿海地區的縱深和淺縱深地帶，但利用武器射程的優勢仍可較好地完成對周邊大型島嶼，甚至海上大型航母編隊的突擊和壓制任務。而如果爲避免敵海上火力打擊，就必須對導彈陣地部署進行新的調整，要麽再向縱深延伸，要麽加强導彈陣地的防護和部隊的機動頻率這都將對部隊的實際作戰能力産生較大影響。
對沿海經濟帶的打擊將成爲强敵對我戰略决勝的底牌 特別是對“沿海都市圈”的打擊將成爲未來敵人脅迫我國放弃維護祖國統一、海疆權益的重要“人質”和籌碼。例如，美國史汀生研究中心在2004年向美國國防部提交的一份《美軍一旦介入台海沖突應該采取的戰略》的研究報告就曾建議，美軍利用海空軍較强的遠洋機動能力在我國南部或北部海域活動，進行騷擾、偵察或演習，甚至進行警告性轟炸，對我國內地和戰區側翼構成威脅態勢，一方面牽制我兵力部署，削弱戰區內的軍事行動規模；另一方面，動搖最高統帥部戰爭决心，最終放弃戰役行動中取得的部分戰略利益。而一旦進入全面戰爭，美軍可采用南北夾攻牽制打擊戰略。他們認爲：“目前的局部戰爭計劃都不能最終解除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消極地防禦台灣海峽幷不是有效的戰略，反而把主動權全部交給了中國。如果不壓制中國的戰爭潜力，可以想象的結果之一是我們在台灣的基地與附近的軍事集結都會受到中國的打擊。因此，我們建議采取南北夾擊，以積極打擊爲主調，强調始終把戰爭的主動權和控制權掌握在手中，要讓中國軍隊疲于應付我們的出擊而不是相反”。
這一策略與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中西方列强放弃在南中國與中國軍民的對抗，而轉道海路北上直接脅迫滿清政府首腦如出一轍，而實際上，這一思想已經存在于美軍戰爭策劃人員頭腦之中。2006年5月，美國國防大學舉行了針對“台海戰爭”的例行性年度軍事推演——“龍嘯”，演習想定的最後階段是美國出動駐扎在關島和沖繩的B一2轟炸機、F一22和F-35隱形戰機和前沿航母上的艦載機，對上海、深圳、廣州、厦門、香港等大城市實施輪番轟炸，最終迫使中國政府就範。可見，對“沿海都市圈”的軍事打擊已經成爲了美國對我戰略决勝的最後一張底牌。
對沿海人口中心的打擊將成爲台以武拒統的重要籌碼 以此要挾我國政府的不僅美國一家。台灣當局領導人從2001年開始就一直叫囂要打擊大陸上海、香港和三峽大壩等戰略目標。
2006年5月，台空軍原擔負空對空防守任務的駐台南第443聯隊的IDF“經國”號戰機，多次在澎湖及台東進行對地與對海的炸射演練，目標主要是大陸東南沿海的地面目標。
2007年4月“漢光23”演習中，台軍以“戰術性岸置壓制火力導彈”(TSMFS)的名稱首次進行了中程導彈的對地攻擊演練。
2007年10月29日，陳水扁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承認了台軍導彈攻擊大陸的計劃，幷聲稱台軍導彈可以攻擊上海和香港等重要經濟和人口中心。可見，“沿海都市圈”的防空已經成爲影響到國家經濟發展、軍事安全和祖國統一的緊迫問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