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8月3日電／漸走漸近的北京奧運會，相伴著越來越多的神秘和期待。奧運會開幕式的副總導演、殘奧會開閉幕式的總導演——張繼剛接受《解放軍報》專訪時講述自己在歷時3年多的日日夜夜里，所經歷的艱難、痛苦、興奮、期待——
對自己的《解放軍報》保密還是頭一次。壓力是肯定的，主要來自四個方面。
我是個軍人，對自己的《解放軍報》保密，無法暢所欲言，這還是頭一次，因為這是紀律。
你們問到壓力，壓力那是肯定的。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是2005年3月，我剛搞完雙擁晚會不久，總政領導就找到我，說奧組委主要領導希望解放軍組建一個團隊，競標奧運會和殘奧會的相關工作。他說軍隊實力強，希望解放軍給予支持。根據總政領導的指示，我們當時就組建了一個團隊，我出任副組長。
實際上從那一刻開始，我的肩頭就壓上了一個重擔子，壓力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因素構成。一個是作為一名軍人，要對得起軍委、總部首長對你的信任。我牢牢記住了首長單獨找我談話時的要求：要當好解放軍代表隊，解放軍永遠是一支善於打硬仗的團隊，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只能衝上去，哪怕獻出自己的生命。
再一個因素就是，只有北京的奧運會才是前所未有的全民關注、全民期待。比如說在部分西歐國家，如果在某一個城市舉辦奧運會，也許這個城市的許多公民都會為此而躲到阿爾卑斯山上去，因為他們對自己日常生活的關注度遠比他們對奧運會在哪里舉辦的關注度要高得多。他們不願任何活動干擾他們的生活。
第三個壓力的因素是，作為當代的一名文化人、藝術家，我深深懂得百年奧運、百年夢想、百年奧運情結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從近代奧林匹克的歷史看，大多是在歐洲舉辦奧運會，在亞洲只有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和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在亞洲舉辦奧運會我們是第三家。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揚眉吐氣的日子，也是一次徹底扔掉“東亞病夫”的帽子、迎接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歷史性創舉。
第四個因素，就是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智慧的民族，是對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一個民族，我們怎樣把這一屆奧運會辦得有智慧？怎樣將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度的風采充分展示給世界？前幾屆的巴塞羅那、悉尼、雅典奧運會都很成功，今天中國人主辦的奧運會還能够做出什麽樣的嶄新的貢獻尤其是文化上的貢獻？我曾經說過，我們奧運會開閉幕式和殘奧會開閉幕式4個儀式花的錢，比不上一個多哈亞運會開幕式花的錢多。可見，我們比的是中國人的智慧。
中央要求我們要辦一屆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還要求平安奧運，這壓力可想而知。
從來沒有工作到如此極端的痛苦和無奈，極端的興奮和幸福——這樣一種極冷和極熱的生命創作狀態。
從8月8號一直延續到9月17號，4個儀式，我要重點參與3個。雖然奧運會閉幕式我也是副總導演，但是我管得比較少。我們可以想象一下，4個儀式都在鳥巢，都是國際性的體育盛事，都是國內外的政要名流來觀看，一個搞好了都很難，這四個都要搞好是不是難上加難？如果說奧運會開幕式是在鳥巢，殘奧會開幕式放到音樂廳或別的地方，那可能就好辦一點，容易一點。放在同一個空間的鳥巢，怎麽樣出新？怎麽樣創造？同樣需要嶄新的思維。我幾乎一直在我的內心抱怨，我不應該擔當這麽多重任，這麽多責任讓我感到壓力太大了。
具體說，我一人領導著3個團隊，每個團隊都有幾十號創作人員，雖然都在一棟樓里辦公，但彼此是隔絕的，二樓的人不可能到三樓，三樓的人也不可能到二樓。而我要穿行其中，一會兒是傾盆大雨的景象，一會兒是艶陽高照的表情，天天如此。
幾年下來，我真切感受到，一個藝術家從來沒有工作到如此極端的痛苦和無奈，極端的興奮和幸福——這樣一種極冷和極熱的生命創作狀態。北京奧組委主席要求我們做到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奧運會開幕式要做到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同樣，殘奧會開幕式和殘奧會閉幕式，也要做到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你知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多麽多麽難的事情，有的人可能一生都做不到一次，而我們必須在短時間內要不斷綻放出這樣奇異的思維的光芒。這可以說是對於我們的信賴，但也可以說是對我們的一種折磨。真的是感到痛苦極了，痛苦到一種無助、無奈的狀態。作為一個導演，作為一個領導，這種痛苦、這種無奈還不能當著同伴、同仁、同志們顯露出來，每天無論多麽疲憊，上班的時候總要打起精神，顯得特別自信。
開幕式有上萬人，參演部隊在開幕式上發揮著脊梁的作用。
我清晰地記得軍委領導講過這樣一句話，四川抗震救災和北京奧運會，這兩個硬仗都要打好。事實上，我們現在在我們的奧運團隊里，也在倡導著要繼續弘揚偉大的抗震救災精神。我一直認為軍隊在奧運會當中發揮著脊梁的作用，用張藝謀的話說叫做“中流砥柱”。
參加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的有上萬人，我們軍隊和武警人員可以說是中流砥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