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針對非國家行為體的反恐、反毒、反海盜的鬥爭仍將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內容。但是今年有一種新情況就是各個主權國家之間的戰略博弈，特別是在兩大領域，一個是氣候變化領域，一個是金融安全領域的博弈已經成為非傳統安全的新的重要形態，不光是反恐、反毒品、反海盜、反極端主義勢力。非傳統安全領域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博弈。剛才講到的金融戰場圍繞金融主權與安全展開的貨幣戰、貿易戰等日趨激烈。氣候變化問題更是狼煙滾滾。
氣候變化問題已經不單單是一個氣候本身的問題或者說是自然科學問題了，也不是一般的社會問題。氣候問題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越來越明顯。西方發達國家千方百計地推卸自己的歷史責任，在氣候問題上設置碳關稅，構築綠色技術壁壘，對發展中國家開展碳戰爭，壓制發展中國家的合理的碳排放權，侵蝕發展中國家的氣候主權，這實質上是以氣候變化為工具，要壓制、削弱，甚至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生存權與發展權。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氣候問題，而是生死攸關的較量。這是非傳統安全領域的一個重要內容。
四是歐亞大陸兩大軍事同盟體系的基本框架不會改變，但在新的國際格局下，美國將努力尋求重塑舊的軍事同盟體系與建構新的合作夥伴關係的平衡。美日安保條約也好，北約也好，這兩大同盟在美國全球戰略體系中是兩大支柱，它是不會放棄的，下一步美國還將進一步強化這兩大支柱。但在新的格局下，北約內部也好，日本也好，離心傾向日益明顯，美國打伊拉克，法德就不支持，日本最近出現重視亞洲，要求與美國平等的呼聲。另一方面，在一系列重大國際問題和地區問題上，美國又越來越離不開其他大國的協調與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不得不一方面尋求改善舊的同盟體系，同時尋求與其他大國建立開展必要的協調合作，盡可能保持兩者之間的戰略平衡。
五是中美安全關係是全球安全問題的重要內容。一方面，美國在全球與地區安全問題上與中國的利益關聯度，以及對中國的安全需求在增加。離開中國確實玩不轉。中國參與不一定能解決什麼問題，但是如果中國不參與，這個事情肯定不好辦。但另一方面，美對中國的牽制力度也在增加。進入2010年，奧巴馬政府對中國“軟攻硬防”的“巧戰爭”已經箭在弦上。運用希拉里講的“巧實力”對中國發難，挑戰中國的敏感神經，恐怕是今年中美摩擦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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