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8日電／宏觀經濟政策定位和工具的選擇是一門精細的科學，很多工具在理論上和宏觀上都具有十分明確的取向，但由於環境的變異和傳導機制的變化，其微觀效果卻大相徑庭。我們應當深入研究總體政策的核心定位到底應該基於哪些參數，政策的積極性或者保守性應該以什麼指標和工具作為判斷的標準。
北京日報發表上海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文章表示，需要精確界定宏觀經濟政策在積極或收縮方面的核心指標。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在指標出現宏觀與微觀、短期與長期、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的分歧以及統計數據失真等問題時應如何應對，即在參數數據質量參差不齊和公眾觀點存在顯著差異的情況下，我們在操作宏觀經濟政策的時候應重點關注哪些核心指標。
以GDP的增長速度為例，5.2%的增長率，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橫截面的視角來看，都是非常好的。因此，單純從該參數出發，我們的政策不宜過度擴張。然而，若將5.2%的增長率以定基比、兩年或多年復合平均、環比增速進行對比時，我們就會發現GDP增長率與趨勢值之間存在1至2個百分點的偏離。這是一個比較大的缺口，也就表明可能需要進一步增加政策力度。從價格數據看，去年12月CPI為-0.3%，PPI為-2.7%，雖然全年價格水平的形勢是CPI達到0.2%，與12月的-0.3%有所不同，但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並非過去的平均，而是當下的實際情況。在眾多統計數據中，價格數據由於造假動機最小，成為宏觀分析中總供給與總需求分析的重點。所以，12月份的CPI、PPI數據及GDP平減指數可能表明，目前面臨的收縮壓力超出了預期。由此可見，宏觀政策應更為積極，而不應在一堆複雜的數據篩選中忽視宏觀調控的基本準則。
文章分析，我們該如何判斷政策的實施達到了積極的微觀效應？例如，是否可以將積極的財政政策加上穩健的貨幣政策定義為整體積極？是否出現財政赤字或者赤字率擴大了就可以認定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是我們貨幣供應盯住了名義GDP增速就是穩健了？深入研究可以看到，財政赤字受兩方面因素影響：一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二是財政支出的增長情況。赤字是由於支出大於收入所導致的，這會帶來明顯的擴張效應。然而，當財政收入出現較大收縮，且成為財政赤字缺口擴大的核心原因時，財政支出可能不僅較上一期沒有增長反而出現減少。財政支出減少對市場主體來說是一種收縮效應，而不是擴張效應。這意味著政府提供的補貼減少，政府投資帶動的項目也在減少。市場主體不會關心政府的收入問題，他們更關注自己的獲得感。因此，雖然赤字財政可能具有積極效應，但如果赤字主要來自於收入端，而非支出端，那麼必然會導致宏觀與微觀、政策主體與調控主體之間的差異，從而使積極效應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產生間接的緊縮效應。同時，財政支出不能只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還必須看政府基金支出，2022年基金支出占廣義財政支出的30%，2023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長了4.9%，但基金類支出卻減少了13.3%，這是微觀主體體感積極財政政策不那麼積極的核心原因所在。2024年要想真正提升微觀主體的獲得感，就不能簡單關注財政赤字率的多少，關注公共財政預算的規模是多少，必須充分考慮房地產市場修復的狀態，確保涵蓋公共預算支出和基金類支出的廣義財政支出保持在正增長。這也是積極財政政策最為直接的衡量標準。
對於貨幣政策，傳統上認為穩健的貨幣政策應當通過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總額與名義經濟增長速度匹配來保證流動性，從一般經濟學原理看，這是正確的。但是，在出現通縮和價格下行的時候，簡單盯住名義GDP並不能保證流動性的總體穩健和充裕，反而可能因為過分關注名義參數，尤其是現有價格，而產生超級收縮效應。特別是在資產和產品價格同時下降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收縮效應會遠大於一般名義調整速度，特別是貨幣供應量增速所帶來的收縮效應。2022年的中國名義GDP增速4.8%，2023年中國名義GDP增速為4.6%，如果盯住名義GDP增速必定導致貨幣供應或社會融資增速出現持續收縮。這也導致2023年末的社會融資存量增速和M2增速較2022年末分別收縮了2.1個百分點和0.1個百分點。
文章指出，即使貨幣和財政政策在宏觀經濟政策定位上是恰當的，但如果在一些工具的使用上不進行深入甄別，特別是在財政支出的獲得感、貨幣創造、融資創造的真實總量上沒有深入研究，所謂的積極政策不僅會落空，同時會在微觀上產生收縮效應，使市場主體的行為與宏觀調控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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