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文章指出：“整個改革過程可以說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互動的過程。自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初步框架建立起來以後，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權貴資本主義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衆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綫，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我國和世界的歷史告訴我們，極‘左’和極‘右’都會帶來民族的灾難。”
新加坡《聯合早報》署名鄭永年的評論稱：“從本質上說，思想危機才是中國改革面臨的真正危機。從表面上看，中國幷不是沒有思想。從社會思想的角度看，現代的中國社會和晚清社會幷沒有多大的區別。”“儘管這些年來，中國領導層一直在呼喚思想的解放，通過思想的解放來推進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們發現，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沒有能够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鄭永年文章還評論說：“一方面，權勢階層呈現出非道德化的趨勢，腐敗越反越嚴重。這可從經濟界的各種醜聞到黨政高級幹部和基層政權的腐敗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是基層社會的高度不滿，各種社會抗議運動成爲中國社會生活的‘正常’現象。”“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成爲了權勢的‘有機知識分子’（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語）。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容易理解總理溫家寶多次呼籲‘窮人經濟學家’誕生的原因。在中國社會，權勢階層從來不缺有機知識分子，但大多數弱勢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和農民工是沒有本身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的是有效的思想解放來突破改革禁區和尋找改革的突破點的。如果思想危機依然繼續，改革就會很難突破禁區，很難找到突破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