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甚至想搞清楚，在大陸，每位富豪的後面到底站著多少官員，換句話說，究竟有多少官員甘當非法創富“運動”中的先鋒官？又有多少官員是不小心被“錢權交易”利益鏈條捲進去的？
雖說黃光裕案拉下的官員人數及其重量級別遠不能與厦門遠華案、上海社保案同日而語，但像許宗衡和陳紹基這樣在公衆中口碑一直不錯的官員落馬，確實對中國官員考核體制、公衆對官員認知評價體系、當局防腐反腐機制産生了更大的負面衝擊。
首先，在大陸“富豪案”，被牽扯進去的位高權重的官員似乎已越來越多，如在黃光裕案中，目前捲進去的副省部級以上官員已達4人，後面還會有誰，目前不得而知。
其次，這些涉案官員不少是有能力、有水平、務實肯幹，甚至曾有“赫赫政績”。這樣久經歷練的官員，最終也難以“獨善其身”，豈是一個惋惜了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瑞典新制度學派和發展經濟學代表人物G•繆達爾說，腐敗者及其行爲因效忠于各種利益集團，與促進國家團結的種種努力背道而馳，從而助長了經濟發展的盲目性，降低了政府信用。毫無疑問，任何一種腐敗行爲都會在無形之中壘高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的成本，而且會隨著官員本身職權的大小、涉案人數的多寡而逐漸增大。
如果說，遠華案是發生在中國改革初期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有足够的灰色地帶成爲權錢勾結的土壤，而今天的許宗衡，以及背後的黃光裕案，涉及的是已經規範化的企業（上市公司），以及在“改革最成功城市”裏“久經考驗”的官員，反映出在新環境下，在改革走向深水區的階段，金錢對權力的腐蝕幷未消减，而是有了新變種。這警示，如何在改革中反腐，還是一篇遠遠沒有完結的大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