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為什麼放棄最初的罪名，改而以“侵犯商業秘密”的罪名逮捕？從外界來分析，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力拓職員竊取國家機密的罪證確實不足；二是出於中澳政治和經貿關係的考慮，在罪名上予以降級處理。至於究竟是何種原因，在目前這個階段只能猜測。
倒是力拓案披露後所引起的有關反應，卻很值得關注。在初始階段，中方高調指稱力拓職員涉嫌竊取國家機密之後，澳洲政府立即高調地作出強烈反應，使得此案還未開審就充斥著濃烈的政治氣味。
尤其是在澳洲總理陸克文發表強硬講話、中國政府官員作出回應之後，此案的法律性質更被大大模糊和衝淡，給人的感覺好像不是一件司法案件，而是一場說不清楚的外交糾紛，結果使中國方面顯得相當被動。其中原因是，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一直質疑中國司法體系的公正性，而“竊取國家機密罪”加重了西方國家的這種質疑。因此，無論力拓職員是否竊取了“國家機密”，這種罪名本身就使此案失去了純粹的法律內涵。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假若沒有充足的證據，中國有關當局為何要作出那種指控？或者，假若“竊取國家機密”的證據充足，那又為何降低罪名處理？這種前後不一的情形，給人以不夠嚴謹的印象，難免使人覺得中國司法程序具有隨意性。
澳洲方面對此案的反應，同樣有令人詬病之處。力拓職員是否涉嫌竊取商業秘密，外界只能觀察和關注，但沒有審判的權利，但澳洲從政界到媒體一直在大事渲染中國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攻擊相當火爆。過去，澳洲和其他國家之間也曾發生過類似的情形，兩國政治和經貿氣氛都受到損害。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裡，企業之間的競爭程度日益加劇，商業竊密現象屢見不鮮。有些是明知故犯所致，有些則可能是不小心誤闖紅線。總之，身在江湖的商人和企業家，要懂得在商業利益和法律底線之間慎重自處，對其他國家的法律要做到心中有數。在錯綜複雜的中國社會和商業環境裡，更應如此。
至於力拓案，中澳雙方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將它作為個案看待和處理，避免予以政治化、擴大化，否則就會橫生枝節，導致不友好的氣氛蔓延到雙邊政治關係和經貿合作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