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技術、制度、文化
由於歷史的背景和歷史局限，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和使用不同方式救國的人們，曾為此打得不可開交，這是歷史的遺憾。所幸的是，這個遺憾終於過去了；中華民族在21世紀初不但迎來了崛起的時代，而且也由於台海兩岸關係緩和而迎來了民族和解的時代。
然而，過去一百多年，中國人在救國過程中面臨的困惑，並沒有因崛起而完全消失，那就是：一、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二、在制度上如何保證現代化的成功？三、如何更新和提升中華文化中有助於現代化發展的元素？
從技術到制度的困惑
談到這裡，自然就已經切入到本文開頭提出的第二個大問題，即：過去六十年中國做了些什麼？
必須承認，過去六十年裡，前後各三十年的區別是十分明顯的。前三十年，中國主要是用革命的手段延續救國之夢；到了後三十年，中國才進入了成功改良的時代。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時，中國在某種意義上跨越了過去近百年血雨腥風的路程，重新嫁接到一百多年前的“洋務運動”。改革開放和洋務運動雖然時空背景不同，但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家而言，其使命卻一如既往，即都是為了達成國富民強的理想；在外部特征上，兩者也頗為類似，即都以學習、追趕西方為目的，兩者都採用和平改良的手段。
當然，與洋務運動相比，最近三十年來中國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是決定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但必須承認，這三十年，中國只是基本解決了技術上如何學習和追趕西方的問題。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虛心學習，到最近十七年的市場經濟，用“五四運動”時的話來說，中國正在逐漸從器物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雖然這個制度主要還只是經濟制度。如何從制度上建構一個保障現代化成功的框架（這個制度自然包含經濟、法律和政治制度），依然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無法繞開、至今未能解決的問題。
眾所周知，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首先成功於西方，因此過去一百多年從日本開始的亞洲現代化過程，首先就是全方位學習西方的過程。因此“現代化”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西化”的代名詞。
但由於中國歷史的悠久和文化的深厚，現代化的模式不可能完全複制西方的版本。無論是洋務運動時期的“體用說”，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各種爭論，都印證了這一點。這已經成為中國現代化從技術層面進入到制度層面階段時所無法回避、短期內又難以解決的。中國目前就是處於這個階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