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這種不確定因素來自來自民主黨外部勢力的牽制。一個是自民黨，該黨雖然在這次選舉中失敗，但其廣泛的社會影響還在，正在謀求東山再起，對民主黨的對外政策構成較大的牽制。最近，麻生在與鳩山會面時，特別提醒鳩山“在外交和安保等問題上不要弄錯日本的前進方向”。另一個是各種社會利益集團的牽制。最近，經團聯遞交民主黨一份請願書，在表示合作態度的同時，顯示了在全球變暖對策等問題上和民主黨的分歧，要求政府做決定之前，進行國民性的討論，以求國際公平性和國民負擔的妥當性。
第三，這種不確定因素來自日本對美國的深刻依賴。戰後日本選擇了一條在美國保護下謀求發展的道路。因此，日美安保條約的意義，決不限於安全領域，實際上構成了戰後日本國家發展戰略的基礎。日本的這條特殊發展道路，使日本形成了對美國的深刻依賴。雖然民主黨判斷“美國的影響力在不可避免地下降”，而要求擴大自己的行動自主性，但是美國在今後2、30年裡還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日本不會從根本上擺脫對美國的深刻依賴，與美國一起，建立與保持對中國的戰略預防，仍是日美同盟的基本要求之一。
第四，這種不確定因素來自中日關係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戰後日本堅持了和平發展道路，中國選擇了和平崛起道路，兩國都成為WTO的成員。在此基礎上，中日兩國以經濟上的相互依賴為基礎，不斷擴大共同利益。但是，中日之間矛盾並沒有完全消失，例如，歷史認識問題上的分歧，對台灣地位的不同看法，對國際秩序的不同構建要求，海洋權益之爭，政治制度與價值觀的區別，對聯合國改革的不同主張等等，這些矛盾如果處理得不好，會嚴重影響中日關係的發展。
因此，鳩山新政權對華外交有了良好的開端以後，重要的問題便是切實地保持中日關係的穩定，以及有效地推進其向著積極方向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