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條途徑是中國當權者所喜歡的，即這樣講：你們有你們的傳統、你們的文明、你們的文化以及你們的價值觀;而我們也有我們的。在一個包含不同主權大國的世界上，要取得國際秩序的惟一基礎就是相互尊重。在各自國界之內，我們以我們的方式行事，你們以你們的方式行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塞繆爾•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我認為中國的當權者對此將欣然接受。與毛澤東時代不同，也不像今天美國和歐洲的一些人，中國的當權者不是傳教士。他們不稱自己的中國模式對任何別國均有益。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傾向於認為世界其他地區應該也能夠變得更像美國和歐洲。
我所支持的另一條途徑是，通過與中國及其他非西方的新興國家開展對話，從而尋找一種真正通用的普遍主義。這不能是一種純粹由西方定義的普遍主義，而應當是這樣一種普遍主義：我們認為這些事實不證自明，但你們可以提出一些其他說法。我們提及生活、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但你們願意為和諧和安全而奔走。然後，讓我們冷靜地根據各自理由來對比這些願望以及社會現實。
這並非一次“文明之間的對話”。“文明之間的對話”似乎暗示我們的價值觀由我們出生時身處的“文明”和宗教所決定。這當然不是“西方價值觀”與“亞洲價值觀”的替換。這是邀請進行一場關於人類共性以及人類應如何最好地組織管理自已生活的真正對話。
對我來說，西方在“啟蒙運動”期間以及此後給出的答案似乎是迄今為止的最佳答案。然而，即便短暫地“扎入”儒家以及佛教傳統，也顯示仍然存在值得我們學習的事物，而且存在大量共同點。因此我關於相互尊重的思想不是說“你們擁有由自己文化決定的價值觀，我們有我們的。雙方永遠不應相遇”，而是“我們將盡最大可能地充分說明為何‘啟蒙運動’的普遍價值觀對你們和我們都是最佳選擇，但我們也會全神貫注地傾聽你們的反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