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目前大陸的貧富分化日趨嚴重，基尼系數早已超越國際警戒線。中南海已有意改革現行的財富分配機制，將原有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策略調換秩序。
作為調節社會“再分配”的一個重要杠杆，個人所得稅應遵循“公平優先”原則。而新規則缺少徵收起點的量化規定，如一般企業員工幾十元到數百元的福利收入，與壟斷性行業動輒數千元甚至上萬元的福利收入完全沒有可比性，當然也不能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第三，大陸城鎮居民工資收入的增長幅度不僅已連續多年落後於GDP增速，更落後於財政收入增速和銀行個人儲蓄餘額的增速。這一現象的背後，是工薪所得在社會財富分配中占據的比重正在下降，對於高收入階層來說，工資性收入僅是一小部分，更多的收入來自資本利得，如投資股票、出租房地產或買賣房地產等等。而對於這部分高收入人群或者富豪階層，應開征“資本利得稅”的呼聲在民間和學術界一直不絕於耳。但官方一直擔心此舉會打壓資本市場，而遲遲未能推出。
財政收入要增長，顯然不能寄望於普通升鬥小民，而應重點關注在社會經濟發展中迅速聚集起大量財富的資本利得階層，尤其是其中的逃漏稅部分。
另外，在中國稅收政策的制定、決策和出台過程中也應引入公開的聽證程序，遵循公開、公平、公正原則，避免少數人拍腦袋說了算，更應避免新政策受強勢群體左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