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經濟和社會領域是合一的，當時的經濟政策就是社會政策。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要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區分開來，成為兩個不同的領域。這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法人化或者企業化改革目標在於使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而非原來的社會甚至是政治單位。
這方面相當成功，中國的企業已經甩掉了社會包袱。照理說，當企業從社會負擔中解脫出來之後，國家就要建立社會政策，替代企業來負擔社會功能，例如社會保障、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等。但這方面顯然沒有跟上。
很難說，有關方面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在建立社會政策（或者社會保護）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嚴格說，中國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建立社會政策制度。社會政策仍然從屬於經濟政策，前者是為後者服務的。
更為嚴重的是經濟危機的衝擊了。每次經濟危機發生，有人總是有意或者無意地訴諸於犧牲社會的辦法來保障GDP的增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很多人的眼光就轉向了教育，希望通過教育產業化的方式來提升GDP的增長。教育成了一個暴富“產業”。教育系統的擴張、學生擴招、大學升級、合併和大學城建設等等，都是圍繞著GDP和經濟增長展開的。
之後，GDP馬上就侵入了其它領域。醫療衛生是另一個社會政策的重災區。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後的房地產市場，更是把GDP主義推到了一個新的高點。
可以相信，如果不能改變GDP主義的狀況，就會有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商品化和貨幣化。也應當指出的是，GDP主義在很多方面已經成為經濟發展本身的阻力了。例如它已經成為產業升級的主要制度和意識障礙。
產業升級的過程是痛苦的，需要做很多的調整。在調整時期，不見得每年都能保障所規定的GDP增長目標。但是因為各級官員的政績都是用GDP來衡量的，他們不會有任何動力去作調整產業方面的工作。相反，為了保障穩定的增長，他們會採用保護那些本來應當淘汰的落後產業。低層次的擴張式增長是地方官員最理性的做法。
第二種政策思路就是通過社會政策的改革來尋找新的經濟增長源。和第一種把社會商品化的思路相反，第二種思路就是要通過保護社會，建立消費社會取得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