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異時移：奧巴馬時代今非昔比
了解了上述決策機制，就不難理解克林頓、布什、奧巴馬上任後中美關係冷暖順序的不同。克布二人上任時，正值美國國勢昌盛甚至鼎盛期：克氏坐享蘇聯解體的冷戰紅利，當時美國綜合實力傲睨全球，而克林頓亦治國有方，至交棒給布什時，美國財政已由過去的巨額赤字，變為擁有一千多億美元的財政盈餘，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時的美國，內無經濟之虞，外無安全之憂，正處於典型的巔峰時期。這使克布二人制定外交政策時，有較多的自由發揮空間，個人理念因之扮演了重要角色，加上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擔心，二人上任後都執行了一條遏制中國的政策，體現的是國家利益與個人理念的雙重結合。
不過，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克布二人都認識到，執行這樣的政策代價太大。特別是布什上任後遇上了“9•11”事件，安全再次成為美國的最緊迫問題，美國急需中國在反恐等方面的合作。所以克布二人後來都調整了對華政策，理念色彩消褪，國家利益重回全面主導的地位，中美關係由是大幅改善。
奧巴馬上任後的情況，正好與前任相反。奧氏上台時，美國除了飽受兩場戰爭的折磨外，又遇上了幾十年未有的金融危機。國家元氣大傷，實力大衰。經濟復甦成為奧政府最緊迫的議題。在此情況下，奧巴馬的中國政策顯然應以國家利益為主導，其他因素均應置後。
對華政策：民意是決定因素
不過，對華戰略需求並不能消除兩國既有的政治分歧，而只能延遲它發作的時間。經過一年的休養生息，美國經濟呈現出明顯的探底回升態勢，美國社會的自信心也隨之增強。公眾對奧巴馬“軟弱”的中國政策越來越不滿，諸如訪華時回避人權問題、對台軍售遲遲未決、達賴去年訪美時未獲會見、中國的網絡管制等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氣味越發強烈。奧巴馬政府面臨的壓力也越來越大，最終不得不走上了民粹主義的路線：既不能引導民意，就只有被民意牽著鼻子走。
而如上所說，民意在影響外交政策時，考慮較多的通常是理念因素。於是，奧政府在網絡自由、對台軍售、會見達賴等問題上，開始向中國發難，以紓解民意的不滿。上述問題中，網絡管制涉及到信息自由，對台軍售涉及到與“民主政府”的關係，會見達賴涉及到人權及宗教問題，這些都體現著濃厚的價值色彩。
由上可知，美國政府、民眾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有顯著差異的。政府以國家利益為主導，民眾偏好於價值優先，喜歡意氣用事。從歷史上看，只要是行政當局主導中美關係，兩國關係即便出現曲折，最終也會納入正軌，這在克林頓、小布什任上都有明顯的體現；相反，如果是弱勢政府，對華政策完全隨著民意轉，兩國關係就會後退。目前的狀況是，美國政府好比舵手，民眾好比大船，舵手早已認識到勢異時移，為國家利益計有意調整過去的航向，但大船轉彎的速度卻要慢上幾拍。這其中，既與精英與大眾認識水平的差異有關，也與民眾不當家不知當家難，堅持理念優先，意氣用事有關。而美國的國情在於，很多“舵手”都引領不了“大船”，而“大船”卻能夠決定“舵手”。奧巴馬資歷較淺，屬於弱勢總統之列，這種情況體現得更為典型。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關係改善的最大動力與阻力都在民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