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數字表明,近10年來中國工資增幅均高於GDP,但是民眾並未感受到工資增長帶來的幸福感。因此,在通脹預期加大的情勢下,與其用提高工資的明補方式提高居民收入,不如通過政策調整、制度設計和公共財政的投放方式轉變,平複財富差距。
在這點上,中國可以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學習人家抑富濟貧的制度模式,更好地涵養穩定的“中產階層”。更重要的是,除了國民財富分配機制的重整再造,還需要建構覆蓋全民的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制度。
有成熟的保障制度托底,中國內需市場的活力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因此,提高國民收入,不僅僅是惠及民生福祉,也可提振中國社會的消費能力。在中國外貿遭遇全球性貿易壁壘而乏力的語境下,增加國民收入,給予民生制度保障的福利,其實也是在救中國經濟。
中國優越於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的地方是政治的凝聚力、動員力和高效的執行力。因此,只要中國願意,社會結構落後的情景就能高效改善。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對接的應該是全球最先進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而不是滿足於和歷史上的盛世進行橫向對比。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上無論是“漢唐”還是“康乾”盛世,興勃亡忽的教訓都是國富民弱。中國的現代化,就是要首先修補社會短板,在此基礎上的國民共同富強才是真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