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政府的目標即使只是政策性的宣誓，其意義也是不可忽視的。像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政府、監督政府，同時充分發揮新聞輿論的監督作用，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一句講話就立即被媒體充分利用，使搶記者錄音筆的湖北省長李鴻忠在輿論重壓下完全陷入被動，腹背受敵。
一些在本次“兩會”中呈現的變化不僅限於姿態與氣象，還包括具體做法。一些地方政府與官員，可能在輿論推動或者說民意壓力下做出表率性決策。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就在這期間對《政府工作報告》與媒體熱議的財產申報制做了回應，表態支持通過官員財產申報來打擊腐敗的做法。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小組討論中透露，廣東省將改變原有的幹部考核標準，降低GDP考核比重，以倒逼幹部轉變觀念和發展方式。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也在湖南代表團開放日活動中重申，今年湖南GDP增長率不再作為幹部的考核約束性指標，湖南要讓城鄉居民收入增幅與人均GDP增幅基本保持同步，“讓老百姓錢包跟著GDP鼓起來”。張春賢更承諾願帶頭公示自己的財產，而且表示他本人“現在就可以公布，因為沒有多少家當”。
也許做出具體表現的只是少部分官員與人大代表，而且他們的承諾在轉化成行動落實時很可能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阻礙，然而政府的政策宣示以及各方相應掀起的討論與回應，這本身就體現了中國社會與政治改革重新蓄積能力，改革氛圍重新建構的過程。在過去數年裡，中國各項改革事業滯緩不前，與社會的改革共識滑坡有一定關係。
政府在收入分配調整上宏觀不作為，壟斷行業利益集團化，官場任人唯親、買官賣官現象愈演愈烈等積弊，在本屆“兩會”上遭到政協委員們的集體炮轟。政協以更獨立的態勢扮演自己參政議政的角色，社會大眾與輿論界監督與批評政府的熱情日益高漲，這是大勢所趨，不會為個別官員的意志所轉移。尤其在當前改革再次明確了以改善民生事業為依歸時，改革議程有望得到更大的社會支持。
中國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共識的重新凝聚卻是前進的重要一步。何況，中國需要這些改革，因為如中國總理溫家寶所提示的：如果收入分配不公沒有改善，再遇上腐敗與通脹，三者齊臨，社會穩定與政權鞏固都會出現風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