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從前幾屆金融專家委員的調整中就能夠看出中國央行是有針對性的。2004年9月，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所長餘永定成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新任金融專家委員，當時中國央行面臨的難題是人民幣匯率如何調整。而2003年9月，餘永定發表了一篇題為《消除人民幣升值恐懼症，實現向經濟平衡發展的過渡》的文章，系統駁斥了當時占主流的反對人民幣升值的諸多觀點，並認為“人民幣小幅升值，逐步釋放升值壓力應該是一種可以嘗試的方法”，而且如果不採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升值未必會陷入日本式陷阱。也許正是這一觀點吸引了中國央行的注意，將其招致麾下，中國於2005年7月開始的人民幣匯率改革也確實是沿襲這一思路。
另外，2006年8月，樊綱之所以當選金融專家委員，是因為當時中國央行面臨的難題不是匯率，也不是通貨膨脹，而是如何抑制投資高速增長帶來的經濟過熱，眾所周知，中國的投資過熱特別是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過熱更多的是體制問題。儘管當時其當選令外界頗感意外，但以研究宏觀經濟和轉軌經濟見長的、學術觀點穩健而溫和的樊綱的確是最佳人選。
因此，從中國央行所選擇的外腦智囊的學術觀點可以大致判斷出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價值取向。周其仁教授2008年曾發表了一篇題為《貨幣、制度成本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文章，他認為結構性通脹、結構性房地產泡沫和結構性股市泡沫的說法沒有抓住根本，他堅持貨幣主義的觀點，即通貨膨脹的唯一原因是貨幣數量過多，“反通脹要走釜底抽薪的路線，就是校正匯率失衡、從緊控制貨幣總量”，而且要一次性大幅調整匯率。這次略微有些極端的周其仁教授能夠入選或許意味著中國央行向更加關注長期的貨幣主義的回歸，當然，貨幣主義主張的非人格化的貨幣發行（比如用計算機自動決定貨幣供應）在各個國家都很難實現，至少中國央行意識到了“規則高於權威”的重要性。
此次增補為金融專家委員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教授和清華大學經管學院李稻葵教授的學術觀點可能更加溫和一些。他們在貨幣政策應及時退出上同周其仁教授看法基本一致，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同周其仁教授有些不同，他們都不認為目前是調整人民幣匯率的最佳時機，不能屈服於某種壓力被動升值。
3月28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一次學術論壇上，李稻葵教授的演講題目就叫《牢牢把握人民幣匯率博弈主動權，化解人民幣匯率的政治鬧劇》，他表示目前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這麼大的分歧，但人民幣匯率讓兩黨找到了唯一的共識，由於9月份是美國輿論的“淡季”，中國應在那時以自身經濟結構調整的利益為目標，主動、漸進而緩和地調整匯率。李稻葵教授長期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經歷，讓其對美國政治生態了解頗深，想必中國央行也需要其一貫的國際視野和大國思維來指導未來的匯率改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