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至少在中國人口結構徹底老齡化之前,中國的勞動力還是“無限供給”的。你嫌工資低?你身後還有人排隊等著要打這份工呢!深圳工資太高?中國西部不是敞開了歡迎資金去開發嗎?
鴻海事件之後,大陸沿海台資企業考慮最多的不是離開中國,而是所謂的向內陸“西進”。台資也好,外資也好,也許廣東、福建對它們來說已經門檻漸高,但內地、西部還有無限“樂土”,何來什麼“時代終結”?
“地板工資”非偶然。這裡有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誰制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還是地方政府嗎?為什麼最低工資讓工人收入增加“緩慢甚至停滯”?不還是因為地方政府想招商引資,怕高標準嚇跑了“金鳳凰”嗎?二是,工人面對名副其實的“最低工資”為什麼不能討價還價?除了前面說過的勞動力過剩,名存實亡的工會、“穩定壓倒一切”的為政邏輯才是工人面對資方時那種無力感的根本來源。
但問題僅僅是一個薪酬嗎?中國改革30多年來一個結果是:中國政府的財政能力增長遠遠高於GDP的增長,國民收入增長又遠遠低於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收入上的“國富民窮”、發展機會上的“國進民退”都是不爭的事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