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強調合作為核心的地區主義首先對“不干涉內政”外交提出了挑戰。以歐盟為例，從科索沃問題到今天的希臘主權債務危機，伴隨歐盟成長過程的是不斷對原先國際社會公認的一些所謂內政問題在觀念和實踐上的突破。環視全球，當今亞非拉地區的地區合作雖然在開展伊始通過奉行“不干涉內政”原則邁開了第一步，但隨後這個原則卻成為地區進一步合作的瓶頸。一個不可否認的問題是，東亞地區主義之所以難以深入和拓展，與相關國家沒有勇氣打破“不干涉內政”這個禁區有很大關係。可以肯定，如果沒有在“不干涉內政”問題上取得突破，以上海合作組織為核心的中亞地區合作也將困難重重。
在全球化仍在深入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內政問題不斷外溢，這個趨勢將不斷持續並越來越明顯。從暴政製造的人道主義災難到由於族群、宗教矛盾引發的大規模衝突騷亂，從不負責任的財政、貨幣及宏觀經濟政策到各色新重商主義和新貿易保護主義，從一國國內大規模環境污染到跨越地區的酸雨和氣候反常，等等這些所謂的內政問題無不對世界和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和平穩定構成嚴重挑戰。
中國政府如何超越“不干涉內政”外交
進入21世紀，“不干涉內政”原則已經成為中國外交的一柄雙刃劍。前者如蘇丹達爾富爾問題讓中國國際形象備受爭議，後者如最近的吉爾吉斯斯坦騷亂使中國初具雛形的中亞戰略面臨危機。“不干涉內政”原則與中國國家利益之間存在著越來越大的張力，對前者的超越成為維護後者的一種必需。而從國際角度上看，超越“不干涉內政”外交的意義具有雙向性，因為這個意義不僅僅針對中國一家，在國際舞台上對其他國家也是適用的。
鑒於國家利益不斷拓展的事實，中國首先需要掌握一定的對 “不干涉內政”原則調整的話語權。這要求中國從一個更寬闊和長遠的視野來界定 “內政”的內涵，靈活調整“內政”的外延。特別是需要在純粹內政與具有外溢趨向的內政間盡可能厘清並加以明確。近年來中國政府推出“國家核心利益”這個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通過與一般性國家利益相區分，為“內政”這個曾經非常模糊和寬泛的概念進行重新調整和界定奠定了良好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