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當這些自由市場經濟的產物崩潰時，還是具有決定性的政府干預挽救了經濟。儘管面對這個事實，許多美國人依然在思想深處堅決維護其反對“大政府”的觀念，正如我們在中期選舉中所印證的那樣，反對徵稅的共和黨議員在爭奪議會席位時大受歡迎。
如果美國人能夠將他們自己從反政府的桎梏中解救出來，他們就會開始看到，美國的問題並非不可解決。一些敏感的聯邦措施可能使整個國家重新步入正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5%的消費稅可能會大大減少美國政府的巨額赤字，但卻不會損害生產力。少量的汽油稅可能幫助美國減輕對石油進口的依賴，並為環保能源的發展創造機遇。美國的政客必須要有要氣遵循美國所有公立學校向學生們所講授的道理：既有合理稅收，也有不合理稅收。亞洲國家明智地運用這種智慧，並因而建立起了長期正確的財政方針。
與此同時，歐洲也已成為各種思想意識陷阱的犧牲品：那就是篤信歐洲政府總有無限的資源，能夠不斷地借下去，就好像沒有明天一樣。
美國人覺得市場是最有說服力的，而歐洲人則未能預見到市場對他們持續不斷的借貸會作出何種反應。就像美國人需要學會如何巧妙地徵稅一樣，歐洲人需要學會如何才能明智地削減開支——這個挑戰，亞洲各國是在自己以往的危機中學會應對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