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又是什麼決定了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在這兩種職業之間進行選擇呢？張維迎進一步解釋說，這主要取決於一個社會對私有產權的保護程度──“當私有產權被明確界定並受到保護，政府無法輕易地沒收私有財產而牟利的時候，做企業家就更具吸引力。當政府握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權且經商受到政府管制的嚴重制約，以至於尋租機會大量存在的時候，當官就更具吸引力。如果相對於市場規模政府規模更大，企業家職業就相對缺乏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他還獨具洞識地指出，“當有企業家才能的人掌管政府時，社會可能比普通人掌管政府時情況更糟”。
沿著上述分析理路，張維迎把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社會改革理解為“從基於職位的權利體制（position-based rights）向基於財產的權利體制（property-based rights）的轉型”就順理成章了──“基於財產的權利與基於職位的權利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前者比後者被界定的更明確。基於財產的權利通常由法律和社會規範清晰而惟一地加以界定並受之保護，具有相對嚴格的界限……相比之下，基於職位的權利的定義非常鬆散且具有非排他性，且通常服從於頻繁的行政變更。握有基於職位的權利的人通常具有變更權利的自由裁量權……因此，尋租行為與基於職位的權利是天生的一對”。很顯然，張維迎不僅為理解過去30年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提供了一種獨到的解釋視角，而且對理解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的格局也提供了一把鑰匙──“在中國，政府不受法律制約。政府官員常常創造新的職位和為尋租而擴張權利邊界，如同在路上設置越來越多的收費站一樣。另外，基於職位的權利在各部門間被頻繁地複制並相互重複，不同部門為了同樣的權利而競爭。所有這些活動都消耗大量資源，並對價值造成巨大破壞”。
人們會進一步發現在當今中國社會一個最令人擔憂的問題：儘管這種依靠職位進行尋租的體制會消耗大量資源，也對價值創造帶來巨大的浪費並造成“租金耗散”，但是這裡面卻有政府規模越來越大、尋租越來越不受實質性制約且政府官員尋租有著“收益遞增”的內在發展邏輯，而且這種內在邏輯在當下正在不斷自我增強而“隱而不彰”。不然，為什麼會在近些年出現這種上百萬人報考萬餘政府公務員職位的“國考熱”？為什麼那麼多成百上千的博士、碩士、本科畢業生競相競爭進入只有一個政府公務員職位的“窄門”？這難道不正說明了這種依靠職位進行權利尋租的體制正在自我不斷強化？
一個經歷了30餘年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正在走向何方？中國正在自發地演變和正在自發地型構成一個什麼樣的經濟社會體制？這難道就是中國人所要的“中國模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