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誤區：通過外部市場、資本的引進，可以推動內部的市場化改革。
自1978年以來，中國在實施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往往抱持著雙重的目標，一是引進資本和技術，改進和提升產業結構，所謂“用市場換技術”、“用空間換時間”；二是在引進技術和資本的同時，引入先進的工商制度，所謂“用產權換體制”。現在看來，這樣的幻想也可以破產了，三十年來的中國產業進步，很少是靠引進來解決核心問題的，而在制度層面，再合理、再先進的制度如果不進行國情消化，不在經濟和社會制度上進行整體的配套實施，必然會落入變型的結局。
第三個誤區：體制外的資本壯大，會自動、必然地推動體制內的改革。
中國本輪經濟變革的前十五年，以體制外力量的崛起為最大特征。計劃經濟的城門之外，沒有任何資源的鄉鎮企業依賴自由精神，從無到有，漸漸占據了“半壁江山”，用吳敬璉的話說，這是“增量改革”的勝利。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認為，這些“增量”出來的資本集團最終會對僵化、缺乏效率的體制內資本進行全面的整合，從而完成市場化改革的任務。其實，這一夢想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已經無法照進現實。進入本世紀之後，體制外資本更是被逐漸壓縮在產業下游領域，“以外推內”的改革路徑已經宣告堵塞。
第四個誤區，技術創新會自動、必然地推動市場化運動。
在這一方面，人們曾經對“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無限的期望，特別是互聯網產業的方興未艾，曾經讓很多人視之為變革的酵母。不過，以今視之，這種自動、必然也似乎並不存在。若從兩千年的中國經濟史來觀察，人們非常悲觀地看到，因為集權體制和地理、人口條件等因素，歷史上的多次技術進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並沒有減弱——反而是強化了——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
第五個誤區，改革是幾代人的事情，這一代完不成，還有下一代。
其實，任何改革有一個“時間窗口”，在經濟高速成長、社會共識達成的前提下，改革將得到突破，而如果錯過了時機，變革竟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誘因。當今的中國經濟處在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特別是城市化運動行至半途，人口紅利仍未吃盡，如果不抓住這一時機，堅決地推進改革，再拖延十餘年，後果將不堪設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勝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項改革也不可謂不激進和堅決，然而最終仍不免社會的全面顛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時間窗口”已然關閉。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