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當局緊縮之舉，來自於諸多不確定性，如貨幣政策調整結果的不確定性，經濟增長調整的不確定性，房地產政策和市場調整的不確定性，以及諸多不確定性下經濟走勢、物價、樓市、股市的不確定性，決定其政策的不確定性，不確定就只能緊縮。
其次，糧食生產和市場的飄搖，帶來緊縮需要。中國去年糧食生產“七連增”，即連續七年糧食增產，但去年進口小麥，增幅為36%，進口玉米更為上年的19倍；其他農產品也大舉進口，如進口棉花增加近兩倍，進口食糖增加66%。中國是“無糧不穩”，農業生產的隱憂眾多，加上罕見冬旱，糧食生產一旦出問題，經濟震盪可能出現。
其三，在實際通膨已相當嚴重下，還可能出現人為經濟過熱，這是由於面臨換屆，有傳統的“換屆經濟學”和強烈的利益牽引，地方要大上項目、瘋狂投資，由之推動經濟過熱、泡沫積累。最近地方政府，藉“十二五”規劃之機，大提經濟“翻番”、收入倍增，部分地方的口號，已近狂熱，如無節制，全國性的經濟過熱，指日可見。
經濟緊縮的理由，不止這些，政治緊縮的理由，更加充分，首先就是“茉莉花”陰影。今年是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崩潰20周年，當年“蘇東波”強烈震撼中國，中共組織班子，到現在對“蘇東波”還沒研究透徹，又出現“中東波”。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波及其阿拉伯兄弟，形成強烈的“中東波”，目前花香已飄到中國，中國的“茉莉花”還未到火候，中國的情況與阿拉伯世界又有很大差別，但這已令當局難以高枕。
再一個緊縮理由，是矛盾和問題的集中爆發。就算沒有外來的“茉莉花”香，已有人認為2011年將是中國改革30年算總帳的一年，是中國社會問題總爆發的一年。其中的主要道理，就是鄧小平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另外一部分富不起來的人，已經很不滿，何況先富者對未富者的盤剝、欺淩，已到猖狂和令人髮指地步，也形成目前官民矛盾、群體事件，是三、五天一小鬧，十天半月一大鬧。
還有個強烈的政治緊縮理由，即執政黨和幹部隊伍的潰爛。在中國改革已三十而立之際，目前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催生的腐敗，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只阻擋了改革進程，也扭曲著社會發展方向。不論是“公共女人”李薇案、還是鐵道部長劉志軍案，都說明腐敗已滲入最高權力層，以致少有人提“黨內健康力量”。
本來中國政治就是經濟，經濟就是政治，經濟緊縮和政治緊縮的攜手現身，也不會令人奇怪，但領導層已注意到可能的負作用，也想力保活力和諧。而在雙緊縮之下的求活求諧，需要相當高超的施政手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