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專家一直對於不斷增多的海外中國公民的脆弱感到擔憂。2007年，16名中國石油工人在尼日利亞遭到綁架，9名被埃塞俄比亞叛軍殺害。此前，在2004年印度洋海嘯之後，中國政府曾緊張地關注局勢發展，當時瑞典等國家的政府因營救行動而受到批評。在那場危機中，中國派出了一艘貨船，而美國出動了第七艦隊。
如何保護海外中國公民的問題遠遠超出了利比亞。根據法國記者塞爾日•米歇爾(Serge Michel)和邁克爾•伯雷(Michel Beuret)所著的《中國非洲》(La Chinafrique)的數據，在尼日利亞有5萬名中國工人，蘇丹有2萬至5萬，贊比亞有4萬，安哥拉有3萬，阿爾及利亞有2萬，還有數以千計的人分布在非洲各地。如今，中國國有企業正進軍南美，那是另一個資源豐富但遠離本土的地區。
中國一直在加強本國使領館的安全，增強其情報收集能力，並通過撤僑演習讓軍隊得到訓練。但是，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研究主管喬納森•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表示，重要問題是，中國政府是否感到有必要影響中國企業經營所在的國家的政治現實。
中國可能還需要多年時間，才能具備作出這方面努力的軍事實力和政治意志。任何公開行動都會違背中國自稱的“不干涉”政策，並有損於中國“和平崛起”的叙述。中國人民大學(Renmin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弱化了這種可能性。“中國不具備在遙遠國度支持威權政府的知識或資源。”
利比亞的事件確實證明了中國的遠程行動能力。但同樣，它們似乎也表明中國正受到各種事件的衝擊。上周末，中國政府做出空前舉措（人們猜測這是不情願之舉），投票支持將利比亞的穆阿邁爾•卡扎菲(Muammer Gaddafi)提交國際刑事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與美國一樣，中國不承認該法院的管轄權。美國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美中關係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奧維爾•斯科勒(Orville Schell)表示：“對於中國而言，做出這一決定肯定非常艱難，同時肯定會成為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更成熟、參與程度更高的一員道路上的里程碑。”
然而，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在《泰晤士報》(Times)評論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無論怎樣不情願，支持國際刑事法院都暴露了中國的軟肋。認為一國領導人應接受國際法則審判的看法，削弱了在中國外交政策中占據神聖地位的“不干涉”原則。更糟糕的是，它提出了一個有關中國在本國使用武力的尷尬問題。“實際上，”艾默特寫道，“由於卡扎菲以類似於中國在1989年處理天安門廣場抗議的手法鎮壓自己的反對者，中國剛投票支持將卡扎菲提交國際刑事法院。”
將很快加盟澳大利亞智庫羅維學院(Lowy Institute)的雅各布森表示，利比亞事件與中國1989年風波的相似之處，正是促使中國政府接受國際共識的原因。她表示：“中國不想成為出頭鳥。它希望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並保持低調。”不過，如果本周的事件證明了什麼的話，那就是中國保持低調的時代已經結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