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共組為西南聯大，在日本人的戰火中不僅保存下了中國的文脈，還迎來了學術上極其繁榮的時期，培養出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78位中科院院士。
上世紀50年代，在共和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有14位曾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其中有9位出自物理系。
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在對技術興國的強烈渴求下，大陸出現“工程師治國”現象，清華仍是其中代表，走出2位政治局常委，3位正部長，湧現出一大批“興業之士、治國之才”。
盤點清華的功績，不是為了慶賀，而是要去檢討中國大學現在有什麼缺失，去思考大學與國家應當是什麼關係，大學應當擔當什麼樣的責任。
今天的中國，處於最為繁榮的時代，社會經濟飛速發展，中國國民生產總值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在這盛世圖景下，大學數量大增，大學的樓越蓋越高，但大師何在？應試教育日益發達，但高分低能突出，情感教育缺失，甚至出現留學生機場拔刀刺母、開車撞人後連捅受害人8刀的西安音樂學院學生藥家鑫等極端個案，折射出中國教育的病。
教育的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的病。有了全社會的官本位，才會有大學生考公務員熱；有了拜金潮，才有大學賣地、併購、經商。在今天大學教育已經日漸普及時，要求大學仍像百年前那樣培養全民族的精英，固然不太現實；但作為大學，仍然必須要承擔起培養一個民族脊梁的責任，擁有救世濟民的情懷。從改造青年入手，培養一代以國家命運為己任的人才，從而改造社會，強健民族，而不是滿足於培養多少工程師、企業家，更不能滿足於培養了多少高官。
“改良我社會，促進我政治”，梁啟超百年前所表達的期望，今天有多少大學有這樣的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