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與醉駕、飆車等嚴重危害公眾安全的行為相比，藥家鑫等的作為已屬“故意殺人”範疇，但就本質而言，上述行為都是對生命的漠視。這種漠視生命之風的形成，與長期以來交通管理部門執法不嚴、濫講人情、放縱權貴甚至收受賄賂有直接關係。
以成都孫偉銘無證醉駕致四死一傷事件為例。警方調查顯示，孫偉銘未經任何正規駕駛培訓，他所開的別克車事發前半年內被拍下超速等違章紀錄高達十次，卻從未受過處罰。而在網路激起強烈反響的杭州飆車案主角胡斌，事發前多次開著非法改裝車在市區狂飆，從未有交警過問。正因為交管部門的失察與姑息，才使得原本可防患於未然的孫、胡等人最終在麻痹中釀下大禍。而胡斌飆車肇禍後，警方最初公布其車速只有七十碼，因被質疑為肇事者開脫而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
在中國的現實社會里，許多時候，人情大過法律，而負責執法的交管部門因工作特性，很容易受到各式“人情”包圍。
政府及軍警特權車四處橫行，權貴勢力或違章駕駛招搖過市，或動輒對與之擦撞者叫囂打罵……對許多“有門路”的交通違章者而言，闖紅燈、酒駕、超速甚至撞傷、撞死人，都可“通過關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交管部門也往往礙於情面，或受到來自黨政軍工商各界說情勢力的壓力，而對違章者網開一面。這客觀上造成了法不成法的局面，養成了交管部門“唯上是從”的作風一一成都雙流縣交警執法時聲稱“我只管領導的安全”即是鮮活一例。
不僅如此，這些年交管部門貪腐案亦不在少數：如吉林就曾發生過逾兩萬人未經考試即通過交警取得駕駛證的事件，至事發時，這些“馬路殺手”僅在吉林一地已導致十一人死亡，十一人重傷——上述種種亂象，在社會上形成了相當惡質的汽車文化。惡性循環之下，最終導致許多駕駛人完全失去了對法律法規的敬畏之心，惡性交通事故頻頻上演。
有鑒於此，中國立法機構今年年初修正刑法，增設“危險駕駛罪”，首次將醉駕、在道路上賽車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違法行為納入其中，突顯對生命的尊重。大陸公安部十七日透露，新法令施行後，全國五月半月查處醉駕數量同比下降百分之三十五。公眾歡迎這個可喜成果。然而，鑑於“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是中國執法部門的通病，公眾期待大陸交管部門還要整肅執法者，從此展現清廉自律、嚴謹執法的新面貌，善始善終地做好交通管制工作，確保交通安全。 |
